
本書是作者關于幼兒圖畫故事書閱讀過程的理論研究專著,具體包括了:歷史回眸、研究方法與過程、圖畫故事書走進幼兒的視野、一個幼兒的圖畫故事書閱讀歷程、觀察與幼兒圖畫故事書閱讀、探究與幼兒圖畫故事書閱讀、情緒情感與幼兒圖畫故事書的閱讀等方面的內容。
“幼兒圖畫故事書閱讀與發展研究”是一個涉及兒童文學、兒童心理、兒童教育和兒童審美等多學科的研究領域,對于這樣一個跨學科的研究領域,在我國研究甚為缺乏,即使是在國外,也屬于前沿,其學術價值是不言而喻的;同時,在兒童閱讀的實踐領域,關于學齡兒童語言教育中的閱讀和識字問題,許多教師和家長存有諸多困惑,而其這樣一個研究既能幫助人們正確認識兒童圖畫書閱讀對兒童發展和教育的價值,也能從某種層面上解決學前兒童閱讀中“讀什么、怎么讀”的問題,因而具有顯著的實踐意義。
第一篇 研究背景與研究方法
第一章 歷史回眸——與圖畫故事書研究先行者對話
幼兒圖畫故事書研究涉及兒童文學、兒童美術、兒童心理、兒童教育、兒童讀物和出版等方面,是一個典型的多學科交叉的領域。本研究采納的是定性的研究方法,研究的路線是從下往上——研究者首先從自己的經歷和在幼兒園進行的實際觀察出發,對材料進行分析整理,結合自己理論的思考,然后在此基礎上進行建構。追溯前人研究和相關理論的目的,不是為了給本研究建立一個理論框架,而是為了給本研究提供一個背景,標示本研究在所涉及的領域中的地位,同時幫助研究者深入分析原始資料,為在抽象層面上建立理論提供參考。
圖畫書作為一種兒童讀物,已經有上百年的歷史。被公認為世界第一本圖畫書的是1657年由夸美紐斯創作的《世界圖解》。而我國鄭振鐸先生在1922年創辦的以“為人生”“為兒童”為宗旨的富有兒童特色的兒童文學讀物——《兒童世界》,可以被視為我國圖畫書的開端之作。對于以圖畫和文字結合講述故事的這一特殊表達方式的圖畫讀物的研究,也可以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1924年有研究者開始在藝術展覽會上調查兒童喜歡的藝術作品以及他們喜歡的原因。80多年來,圖畫書的研究受到越來越多的各領域的研究者的關注,并且呈現出一些共同的趨勢。
我們在開始思索這一研究課題并在深人幼兒園進行觀察的同時,對與圖畫故事書有關的研究進行了認真的考察。我們把這樣一個過程視為一個與前人對話的過程——帶著很多的疑惑和發現,與圖畫故事書及相關領域的研究先行者進行對話:圖畫故事書為什么也成為他們關注的問題?他們從什么角度關注圖畫故事書閱讀?不同年代的研究者的想法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他們的研究結果能給我們什么啟示和指導?他們研究的圖畫故事書所處的時代、文化背景及研究對象與現在有什么不同?我們應該如何克服他們研究的問題和局限性?……這些問題一直貫穿于研究的始終。通過追尋前人的研究軌跡,我們可以看到,對圖畫故事書的研究首先來自于現實的需要——圖畫故事書是一種客觀的存在,是孩子們最喜歡的讀物。而出版是一種社會現象,是一種社會活動,對圖畫故事書的研究最早源于商業性的目的或教育性的目的——兒童喜歡什么樣的圖畫故事書,什么樣的圖畫故事書可以吸引兒童的注意力——從而為畫家、出版者和圖書管理員以及家長出版或選購圖畫故事書提供幫助。
不同領域的研究者,關注的角度不一樣。研究的內容也為滿足不同人群的需要而不同。如插畫家和作家希望能夠通過研究找到適合兒童的插畫,文學領域的研究者更多地關注圖畫故事書的文學特征,而心理學領域的研究者更加關注兒童圖畫故事書閱讀的心理過程。
一、關于兒童圖畫偏愛的研究
“兒童喜歡書中什么類型的插圖?”這個問題已經被不同時代研究者以不同的方式提出。大多數的研究試圖將特定的變量隔離開,以便為不同類型的圖書出版商準備圖書或者圖書館管理員購買圖書提出建議。
班伯格(Bamberger,1922)是最早研究兒童對圖畫書插圖偏好的,他提供五種不同插圖風格的神話故事讓兒童進行選擇,結果發現兒童比較喜歡插圖顏色明亮的故事書;大一點的兒童更容易接受輕柔的色彩和語調;所有的兒童都喜歡大的居中的粗體,勻稱、三維的形狀。
馬?。∕artin,1933)選擇了一組圖畫書并根據技巧、風格、內容以及內容的熟悉性將它們分類,發現顏色和插圖的故事講述性是兒童進行選擇的主要原因。然而她認為現實主義風格的圖畫是兒童進行選擇的又一主要原因,兒童不喜歡那種“裝飾性”的插圖。
梅林格(Mellinger,1932)發現821名被試(一年級、三年級、五年級的兒童)偏向選擇顏色鮮明的現實主義的插畫。但是他使用的材料并不是書,而是藝術家事先準備好的三種具有不同主題并由三種不同技巧(黑白、兩色以及三色)表現的畫片。拉德索(Rudisll,1952)重復了同樣的過程,給1000個從幼兒園到小學六年級的兒童提供主題(subject)特定而表現不同的畫片如彩色照片、黑白照片、寫實畫、彩色裝飾畫等。結果發現現實的顏色是兒童進行選擇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
因為先前的一些研究都試圖控制一些因素,如年齡和性別,從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不考慮年齡、性別的差異下,兒童偏向大的、現實主義的、彩色的具有較強的興趣集中點以及敘事性較強的圖畫。然而弗里曼(Freeman,1933,1967)發現,學前兒童更喜歡小的居中的畫、裝飾畫,而不喜歡寫實性的畫。
阿姆斯頓(Amsden,1966)給60名學前兒童呈現配對圖畫,將主題設為常量,但變換顏色、價格和風格,得出:“幻想性”的繪畫作品比“忠實于生活”的作品更受歡迎,具有明亮色彩和黑的陰影的畫比只有明亮色彩的畫更受歡迎。
斯默登(Smerdon,1976)從381名6—15歲兒童的反應中得出結論:兒童喜歡那些被藝術家以及大多數成人稱為“寫實風格的”藝術作品,但存在年齡差異,小一點的兒童和一些青少年看起來似乎并不是那么喜歡寫實風格的作品。
斯圖威格(Stewi9,1975)將圖畫書整體拆分成各個部分:顏色、造型、比例和空間,對285名從學前年齡到一年級的兒童進行了測試,發現一年級的兒童更喜歡真實的顏色,但喜歡非真實的形狀、非真實的空間以及少一點的細節,在研究中還發現進行年齡差異比較是非常困難的,這也再一次說明了試圖搞清楚兒童對圖畫的偏好是相當困難的。
沃森(Watson,1981)用575名年齡為2—16歲的被試來研究偏好。同時,他讓83名教師來猜測兒童可能會喜歡什么,并以此來判斷教師對兒童的偏好是否有清楚的認識。然而,像以前的研究者一樣,他只使用了圖畫書中的單幅圖畫。他讓兒童看排列好放在桌上的五幅圖畫,每一幅圖畫中的物體都是用四種不同的風格來表現的:卡通性的、寫實性的、非表現性的、表現性的。畫上的女王、鵪鶉、大象、雨傘和“跳”的動作,用各種不同的媒介來畫:鋼筆和墨水、水彩、不透明的顏色。當他比較教師和兒童的選擇時,發現教師幾乎不能很精確地估計兒童的選擇——他們認為兒童通常會選擇卡通畫。但沃森的研究發現,明亮的、不透明的顏色很受年齡較小年齡兒童的歡迎,寫實性的畫受到所有年齡兒童的歡迎。而以前的研究結果是:大一點的兒童對鋼筆色和靛青色有較強的偏愛。他還發現男孩對鵪鶉和大象有強烈的喜好,小一點的女孩喜歡女王,而大一點的女孩喜歡描繪“跳”的動作。這使我們再一次地對這些研究與客觀世界的聯系產生疑問。沃森提醒教師,應該搞清楚兒童的偏好以便更好地擴充兒童的知識,但事實上他的研究卻幾乎不能為教師提供什么幫助。
赫特、福里斯特和牛頓(Hutt,Forest&Newton,1976)比較了五歲和七歲兒童注視他們喜歡的圖畫的時間。研究者讓兒童看一套圖畫(包括一幅中性的圖案,一幅漂亮的圖畫和一幅丑陋的圖畫),監測兒童的眼動情況,并讓兒童按喜歡的程度排列圖畫。每個年齡段的兒童花在漂亮的圖畫上的時間均超過花在丑陋的圖畫上的時間。每個年齡段的兒童在看第一眼時都比較喜歡漂亮的圖畫,但是小的兒童喜歡丑陋的圖畫超過中性的圖案。研究者推斷學前兒童的偏好取決于圖畫注意的價值而不是圖畫的藝術上的內容。
亞歷肯和赫特(Aliken&Hutt,1974)研究了三歲和十歲兒童對復雜模型的偏好。他們發現三歲兒童在排列簡單和復雜模式的圖案時的理由不是很“可靠”,但是對復雜圖案的偏好隨著年齡的增加而增長,五六歲的孩子更喜歡簡單的模型。研究者認為兒童的偏好與認知發展水平相關,五歲兒童傾向喜歡那種“能分類的以及能以某種類別和概念進行分析的”材料。
事實上,在大多數關于偏好的研究中,當研究者就他們的研究結果而提出一些建議時,往往是與教育性的考慮聯系起來的。如斯默登、拉姆和韋斯(Smerdon。Lam&Weiss)建議讓兒童自己選擇喜歡和不喜歡的書,而不是依據我們成人的偏好。
在有關兒童圖畫偏好的研究中確定一個認知性的模式可以說是相當困難的。不同研究者處理各種變量如年齡、性別、社會經濟地位,以及圖畫書的內容、風格、技巧等時,經常得出矛盾的結論。而且,在大多數的研究中,并沒有給圖畫故事書下一個清晰的定義。研究者似乎把它與教科書、海報以及視聽教具等一類的實體相提并論。甚至在專門的對圖畫故事書的研究中,被試也是在各種不同的條件下被測量的——幻燈、配對畫片以及其他特定的專門準備的材料——這些沒有一種是真正的圖畫故事書。同時對一些術語像“現實主義(realistic)”“示范(modeling)”“飽和色(saturated color)”等均沒有清楚的定義。
二、關于兒童閱讀反應的研究
來自認知心理學和語言學領域的理論使一些教育者做出這樣的假設,即兒童是在與環境的積極的相互作用中學習、收集資料并以此為依據建構自己的世界和語言。杜威(1938)堅持這個原則,即“教育必須建立在兒童經驗的基礎之上,經驗是個體的現實生活”。皮亞杰(1977)也多次提到“學生自己動手做比只看一些做好的東西學到的要多得多”。如果把兒童圖畫書閱讀看作是一個學習過程,則像史密斯(Smith,1973)假設的,“兒童閱讀的動力和閱讀學習方向只能來自于兒童自身……”
這是對情感和認知過程論的最好的支持。蘭格(Langer,1967,1972)建議說:“盡管我們試圖將認知和情感分成主客觀兩個世界,但它們都包含著一個基本的心理過程?!蔽膶W的反應理論必須給兒童機會,讓他能將他的主觀自我與客觀自我的意義對應起來。19世紀30年代的文學教育家曾經把閱讀過程僅僅作為一種純粹的信息發送和接收過程,現在他們開始改變觀點。羅森布蘭特(Rosenblatt,1938,1976)即堅持認為文學作品只有在讀者掌握了以后才能真正存在。在她看來,文學作品存在于讀者閱讀和文本相互作用而建立的一個生動的過程中;讀者給一些視覺符號注人精神和情感,這些視覺符號也是讀者思想和感情傳遞的渠道。在這個過程之外,或多或少地會呈現出一定的想象性的經驗。
目前,這是許多文學反應理論的核心。它使得研究者開始探究兒童的審美體驗及審美反應并以此來說明審美過程。珀維斯和比奇(Purves&Beach.1972)這樣闡述:反應包括認知、觀念以及一些情感或態度的反應;兒童的閱讀反應,隨著閱讀過程的改變而不斷發生變化,一直伴隨著閱讀過程始終,可能導致兒童概念、態度或情感的改變。研究還表明,在兒童的反應中可能存在著一些共同的過程和某種核心的東西。
??寺℉ickman,1979)展示了這個過程的復雜性,他在一所小學中調查了學生對文學的反應。她發現兒童的反應經常不僅僅是身體方面的,還是精神方面的。他們想去抓書,和別人一起看,表演故事或者寫下來。反應經常以藝術作品、游戲或表演的形式呈現。她指出反應的完全展現需要時間,有時是幾天,有時是幾個星期。反應隨孩子們一次次的重復閱讀而改變,不同個體之間反應存在明顯差異。阿普爾比(Applebee,1978)根據皮亞杰的智力發展階段來確定反應模式,發現前運算階段的兒童很難將反應表述出來,而具體運算階段的兒童能夠較好地對反應進行概括和歸類。例如,當被要求討論一個故事時,前運算階段的兒童僅僅是復述故事信息,而不能很好地重組;然而具體運算階段的孩子能從一些大的標準對故事進行概括和歸類,比如說冒險故事。當問兒童為什么喜歡故事時,前運算階段的兒童仍然處于自我中心的狀態,他們不能說出喜歡的理由。當被要求給出一個答案時,他們僅僅集中于他們當時想起來的故事的一個方面,“我喜歡它是因為他們得到了錢和金子”。然而處于具體運算階段的兒童開始將他們的感覺分類,并根據“令人激動”“沒意思”“有趣”等來評價一本書。
研究者們試著給反應的本質下一個定義。珀維斯、比奇(Punres,Beach,1972)的研究中包括“閱讀者”“文學作品”以及“閱讀情景”這三組變量,他們認為在閱讀反應開始的過程中,這三組變量相互作用。閱讀反應可能產生也可能不產生公開的行為,一些被公認為是閱讀而產生的行為,如可傳達的言語或非言語行為,可能會延遲到閱讀發生的幾年后才出現;閱讀者觀念、態度、知覺能力、情感等方面的反應是不可傳達的,也不大可能被傳統的測量手段所測量,通常被排除到閱讀反應之外。
在文學反應領域中很少有關于圖畫書的專門研究,也許是因為圖畫書中圖畫與文字的相互作用本身就是一個復雜的過程。這些研究試圖從主題方面揭示對圖畫書反應的本質,但大都存在一定的研究方法的缺陷。
柯蒂斯(Curtis,1968)考查了五個一年級男孩子的口語反應,以確定插圖和文字在引起反應中的作用。他得出這樣的研究結果:25%的反應來自文字,與之相比,50%的反應來自文字和圖畫,只有11%只來自插圖。他認為文字對反應的產生比圖畫具有更大的影響。遺憾的是,他并沒有依照把圖畫書當成圖畫和文字的聯合體這種觀念來分析研究結果(Huck,1979;Bader,1976;Marantz,1977)。
為了考察兒童對圖畫書風格的反應,斯托里(Storey,1978)測量了兒童對圖畫書插圖的言語反應。在三周的時間內,她對實驗組進行“風格研究”,要求討論圖畫書的插圖或者畫出被研究的特定風格。結果很明顯,實驗組比較多地使用了風格方面的術語,不過在反應的情感特征方面,兩個組沒有明顯差異。
唐蘭(Donlan,1975)認為兒童表達他們對圖畫書的反應可能會有一些困難。她運用內容分析的方法來分析90個孩子的繪畫作品,發現孩子們選擇的顏色往往與真實世界中的物體的顏色相一致,而并不是那些書中所使用的。他們對混合色的選擇反映出他們對特定的故事要素的認同。而且,兒童傾向于超越圖畫中的細節而賦予圖畫以精神和情感色彩。她還發現兒童的作品所強調的故事要素中存在年齡差異。她認為大一點的兒童能更好地認識到圖畫書里的主題。
還有一些有關圖畫書插圖的文學反應的研究。懷特(White,1954)報告說,她的女兒在大約兩歲半時對那些不與文字相配的圖畫非常關注。同時她也提到圖畫可以為兒童建立起一種事物存在的狀態。懷特和布爾特(White,1954;Bulter,1980)都提到孩子的偏好——先是非常簡單的顏色鮮艷的圖畫,然后是有許多細節描繪的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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