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國在梁莊》出版，它是梁莊人留守在梁莊的故事。但是，這并不是完整的梁莊，“梁莊”生命群體的另外重要一部分，進城農民，還沒有被書寫。
　　梁莊的打工者在城市打工時間最長的有超過30年，最短的才剛剛踏上漂泊之程。《出梁莊記》主要人物有51位，51位中，外出務工時間長達20年以上的有26個，外出務工時間10年以上的有15個，平均外出打工時間為16.7年。
　　然而，他們進入了中國的哪些城市？做什么樣的工作？如何流轉？他們與城市以什么樣的關系存在？他們怎樣思考梁莊，是否想回去？怎樣思考所在的城市？怎樣思考自己的生活？他們的歷史形象，他們的身份，是如何被規定，被約束，并最終被塑造出來的？
　　中國有近2.5億農民和梁莊打工者一樣，他們是中國特色農民，長期遠離土地，長期寄居城市，他們對故鄉已經陌生，對城市未曾熟悉。然而，他們構成完整的農村與城市，構成完整的中國。他們是一個共同體的存在樣態，我們是如何思考并以什么樣的姿態參與了他們的生態發展？

歷時2年，走訪10余個省市、340余人
　　《出梁莊記》以近200萬字的圖文資料，整理撰寫的非虛構作品
　　梁莊的打工者在城市打工時間最長的有超過30年，最短的才剛剛踏上漂泊之程
　　他們是中國特色農民，長期遠離土地，長期寄居城市，他們對故鄉已經陌生，對城市未曾熟悉
　　他們是中國近2.5億農民工大軍的鏡子
　　梁莊與梁莊人的遷徙與命運，中國的細節與經驗
　　看梁莊人走出去的路，看中國農民走出去的過程，看見“看不見”的中國

說《出梁莊記》是《中國在梁莊》的延續，不如直言它是《中國在梁莊》更為深刻的擴展和掘進。一個村莊遍布在一個國家，其足跡是一個民族命運的當代畫影，其訴說的眼淚，是今日中國澎湃的濁浪。
　　——閻連科
　　《出梁莊記》具有“人間”氣象。眾生離家，大軍般、大戰般向“人間”而去，遷徙、流散、悲歡離合，構成了中國經驗的浩大畫卷。在小說力竭的邊界之外，這部非虛構作品展現了“史詩”般的精神品質。
　　——李敬澤
　　這兩年多來，梁鴻的很多時間花在了尋親之旅上——尋找在國內其他地方務工、生活的梁莊鄉親。《出梁莊記》是又一部“非虛構”上佳之作。由于作者的著眼點有足夠強大的輻散性，并不特意顯露的人性思量、民生關切和家國情懷便更具內在的感染力。
　　——施戰軍
　　梁鴻老師將那個“隱形的中國”帶入我們的視野。《出梁莊記》它推倒我們的傲慢，迫使我們去正視那個有血有肉卻早已為我們熟視無睹的城市打工人群。令人疼痛的不是其中的殘酷，而是整個社會——甚至包括承受者本身——在這些殘酷面前的無動于衷。
　　——劉瑜
　　與上一本書《中國在梁莊》一樣，梁鴻的敘述深情、細致而冷靜，描繪了我們時代重要卻常被忽略的故事。
　　——許知遠

感悟當下中國，屬不可不讀之書。

——王小山

小天使
　　天氣悶熱，空氣濕度很大，黏在人的身上，渾身難受。出去跑兩三個小時，回來又連續坐在二嫂家那極低的小凳子上七八個小時，聊天時很興奮，忘了時間，忘了變換姿勢，一放松下來，發覺竟累得不能動彈。“如意旅社”的熱水器讓我頗為懊惱，和房主交涉，毫無結果，我只好買個盆子，將就著洗洗。房間里的空調打開，吹進來的仿佛是灰塵，不知道有多久沒有開過了。這充滿細菌的空氣拂過我的臉，我不堪一擊的皮膚迅速嚴重過敏，癢痛難忍。我用手“啪啪”地拍打著，像是打在一個橡膠皮上，厚厚的，隔著好幾層才傳到我的感覺神經上。
　　后來幾天，我都是將近七點鐘才到二嫂家。二嫂總是笑吟吟的，看我疲憊的樣子，勸我說，有啥看的，別去了，不就是那幾個人，見天干一樣的活。我不敢承認自己內心的念頭：我其實已經在盤算著什么時候走了，過敏只是給自己的一個借口。但好像是為了完成任務一樣，我堅持早晨的例行功課：到市場和老鄉們聊天。
　　剛到夢幻商場，就聽其他老鄉說，早晨又逮人了。其中一個老鄉的車被拖走了。一會兒，那個老鄉走過來，就是這幾天經常和我聊天的王營人，愛說愛逗，非常活躍。問他情況，和大哥被抓的過程差不多，看得出他很生氣，但也有自認倒霉的態度在里面。“抓”是常態，但不是每人每天都要被抓，排排坐，分果果，輪到誰誰倒霉。二嫂用一種劫后余生的語氣告訴我，她很幸運，拉三輪車這些年，才被抓過三次。
　　十點左右，虎子打來電話讓我和父親到他那邊去玩。聽到這件事，說可能是全市統一行動，金花路那邊也在大規模查車，一早晨就查了十幾輛車。他們今天進菜少，開回市區早些，躲過一劫。這次是專抓機動車，理由種種：沒戴頭盔，穿拖鞋，沒帶運營證、車牌證、駕駛證、行車證等。總之，肯定能找到一個理由罰你。
　　我想起《華商報》的一位記者，他采訪過我，我們聊得還比較投機，不知他能否幫上一些忙。我給他打了個電話，說了這位老鄉的情況。他非常同情，但同時直接表示，這事兒不好辦，他只能幫著去新聞處問一下。
　　十一點左右，我們坐上出租車，到虎子那兒去。虎子住在金花路那一片的一個拆遷村里。虎子早就站在路口等我們。看見我們，一蹦一跳地要過路這邊給我們開車門，被二哥罵了回去。村頭是一條長長窄窄的石板小路，下面排水溝的味道時時沖上來，非常難聞。向右轉，一個狹長的石板小道，寬不到三米，長卻有一兩百米。小道中間停著一輛三輪車，一邊緊靠著墻，另一邊還剩下窄窄的小縫，只是一個人的寬度。這是虎子的拉菜車。走過車，路似乎越來越窄。路的中間立著一些長長的鋼管，直伸到二樓，支撐著二樓往外延伸的那些房間的地板。在這些林立的鋼管下面，一個小女孩坐在一張小凳子上，拿黑黑亮亮的眼睛看著我們。
　　她左邊是一個簡易的三合板釘的小桌子，桌子上放著黑色小鍋、作業本和文具盒，旁邊散落著幾個薄薄的木制簡易小凳。右邊，樓梯的墻體石灰完全脫落，露出一種充滿油膩感的黑色。她的后面是封死了的小路，盡頭被一個高大的土堆嚴實實地堵著，幾乎和這二層的樓房一樣高。陽光從一線天的上方灑下來，單薄、稀少，在小女孩兒身后形成模糊的亮光，而在小女孩的前面有重重的陰影。高大、陰沉的夾縫中，這個眼睛黑亮、茫然的小女孩坐在那里，像一個孤獨的、流落人間的小天使。
　　“這是強的女兒，今年十歲。”強，虎子的大弟弟。虎子朝屋里喊了一聲，一個皮膚蒼白、有著陰郁眼神的青年人從屋里走出來，和這周邊的氛圍非常協調。他朝我們看了一眼，表情淡然，對我們的身份沒有探究的興趣，也沒有交流的愿望。
　　虎子家在二樓。踏上樓梯，一拐彎，突然進入完全的黑暗之中。此時是中午十一點半左右，正是青天白日。這是怎么回事？我嚇了一跳，在前面走的虎子（我完全看不見他）一邊不斷招呼我“要小心啊，小心哪”，一邊罵房東，“房東壞得很，給他說過多少次這樓梯燈泡壞了，就是不來修。”
　　站在二樓的樓道里，我明白了樓梯為什么那么黑。二樓所有的空間全部被封閉起來，銀色的鋁皮，從欄桿到樓頂，從樓道的這頭到那頭，嚴嚴實實地圍住了這一切。這有六間房長度的地方，只挖了三個小窗戶，露進微弱的陽光。比牢房還牢房。虎子說，這是三年前說要拆遷的時候，房東為了能夠多出一些面積（拆遷的規定，是封閉空間都算面積），臨時釘起來的。樓下鋼管所支撐的樓上的房間，也是那時搭建出來的。全村所有的房屋都這樣改造過。
　　這二樓，住了四戶人家，是虎子姊妹三個和另外一家老鄉。
　　虎子進屋，先拉亮房間的燈。這是一個里外間的兩間房，外面是廚房，放著簡陋的做飯家什。里面那間側墻用石灰潦草地刷了一層，白白的，透著里面的黑色墻體，有種分外的凄涼，房間潮濕、陰暗、憋悶。唯一散發著明亮氣息的是一個嶄新的金屬色音響。黑色的地面，低矮的凳子、桌子、紙箱子、塑料袋，隨意拉的繩子，一切透露著馬虎、潦草和暫時對付的氣息。
　　虎子在這個村莊的這兩間房里整整住了二十年。他今年四十三歲，換句話說，他在西安和在梁莊的時間幾乎是均等的。在梁莊，他花了將近三十萬元，蓋了一棟華美的房子，先進的抽水馬桶，大理石的地面，空調、冰箱、熱水器一應俱全，去年他的兒子就是在那座房里結的婚。可是，到現在為止，他們在那座房子里總共住了不到一個月。
　　虎子一定要請我們在路口一家飯店吃。出來的時候，他的姐夫哥在門口站著，和我們打招呼。我招呼他一起去，他拒絕了。這時，迎面走過來一個瘦小的女性，稍微看了一眼之后，我的記憶馬上恢復了，這就是虎子那位長辮子的姐姐，極其溫柔的、腰稍微有點探的、沉靜的姐姐。現在，她的大眼睛變得往外突著，腰更加彎了，還是一根長辮子，但前面的頭發明顯少了、稀了，幾乎可以看見頭皮。穿著最劣質的滌綸襯衫，空空蕩蕩的，不見乳房，也不
　　見軀體，如幽靈一樣。好像有什么深深地壓著她，一直壓著，最后，這壓力內化為她身體的一部分，再也擺脫不了。她手里拿著一把面條，并沒有看我們，低垂著眼睛，還是那樣溫順，只是臉上多了一絲微微的笑意，算是打招呼吧。走在路上，虎子以一種輕視的口氣說：“他（姐夫哥）肯定不會去吃，不跟人來往，來往了還要還人情，他舍不得。一分錢都看得可緊。你知道他們手里現在有多少錢？至少百十萬。這我可有數，這些年他們是只進不出。不吃不喝，不和人來往，一門心思掙錢。他們現在還在老市場賣菜，比我生意還好。兒子上大學，重點大學，還想著要在農村給兒子說個人（給兒子找老婆）。真是不知道咋想的。”
　　和虎子、二哥在他家門口的面館吃飯。突然聽到外面吹吹打打的嗩吶聲和司儀的唱喊聲，跑到門口，看到一群穿白色麻布、戴孝帽的人正跪在飯店門前的路上，低著頭哭泣。隊伍最前面放一張四方形桌子，桌子四周用布撐起來搭成小房子模樣，里面放著一張老年婦女的遺像。一個中年婦女正趴在桌子前做哭泣狀。執事的人拿著喇叭喊著，大家起來，再跪，再起來。過一會兒，在幾個嗩吶手的喇叭聲中，幾個人抬著放遺像的桌子和那桌飯，孝子們跟在后面，繼續往前走。
　　葬禮的執事像玩笑一樣，看到我照相，對著我，擺弄著姿勢，又以夸張、表演式的聲調喊著各種口號。年輕一輩有低著頭不好意思看人的，有四處張望的，有相互交談的，很少專注于葬禮本身。唯有那個中年婦女扶著桌子在認真而悲愴地流淚。在城市的車水馬龍和機器的嘈雜聲中，葬禮變得輕浮、陳腐，毫無尊嚴。沒有大地、原野的背景，這些儀式成為無源之水。
　　傳統
　　那幾天，我也看到了工作時的賢義。街邊一家香火店，經常請賢義去給一些佛像、飾品開光。坐在大大小小的佛像中，賢義看起來更加消瘦，給人的感覺干凈、清爽、不事張揚。他坐在店里的沙發上，幫買家請神像，為那些小飾品念經、念咒，眼睛微閉，念念有詞。有一種讓人不好意思的肅穆，這種肅穆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太陌生了。
　　我和他一起去主顧那里，看他如何給人家算命、看宅子。認真勘探過房間方位和房內布置，問明生辰八字后，賢義開始運算，一會兒閉目掐指，詢問顧主，一會兒又用筆計算，一些符號不斷出現在他的小本子上。他非常嚴肅、認真，旁觀的幾個人都不自覺地進入到某種氛圍之中。我對生辰八字的內在邏輯一點也不懂，也有本能的拒絕心理，但是，賢義以一種特別家常和世俗化的語言去闡釋顧主名字的好壞、房間方位的對錯，不故弄玄虛，并且，他指出的很多方面往往是印證一些常識，你即使不信算命，平時也可能在不自覺地遵守和回避。他的另一個重點就是讓顧主淡然，凡事想開，“做人要通，不要老想著自己對人咋樣，別人對我咋樣，這樣，就是福德無量”。這種印證和達觀的主張也讓主顧和我們這些旁觀者感到很舒服，也能夠接受他所講的命理的東西。
　　賢義非常講究養生，不吃肉、不喝酒、不吸煙，他認為這是尊重自然，是一種修煉，和他所學習的八卦、《易經》相一致。內心清潔，才能夠真正體會《易經》和佛道里面的意義。在他心里，他把這些對自我的規約看作是對某種神圣規則的遵守。
　　毫無疑問，賢義有點民間術士的味道，陰陽五行、算命測字、占兇問吉，很有神秘色彩，也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糟粕最多的地方。賢義的房屋像一個五彩拼圖，有一種奇怪的炫目之感，生硬、幽默、后現代，幾者不倫不類，彼此犯沖，又各司其職、各負其責，互不干涉，最后統一在墻壁上。它們之間的黏合劑不是賢義高深的道行，而是他對生活有類似于信仰的理解和他溫暖、樸素的家庭。他對他所學習的傳統，《易經》、佛法也許有所掌握，卻也隱藏著一種本質的誤解。但是，這一誤解并沒有妨礙賢義得到清明的智慧和對人生、人世的透徹理解。
　　2 0 世紀3 0年代，張愛玲曾經在散文《中國的日夜》中描述道士的形象，“帶著他們一錢不值的過剩的時間，來到這高速度的大城市里”，極傳神地道出了中國傳統生活的失落。道士、道及背后一整套象征體系都被迫成為“一錢不值的過去”，在上海這個大都市里，它是完全不協調的和被否定的。“那道士走到一個五金店門前倒身下拜，當然人家沒有錢給他，他也目中無人似的，茫茫地磕了個頭就算了。自爬起來，‘托——托——’敲著，過渡到隔壁的煙紙店門首，復又‘跪倒在地埃塵’，歪垂著一顆頭，動作是黑色的淤流，像一條黑菊花徐徐開了。”張愛玲在彼時感受到的震動，無疑是因為這一形象背后很深的象征性，傳統與現代、城市與鄉村早在中國現代性發展之初就已經開始發生巨大的斷裂。挽著頭發的道士、穿著長袍的和尚、躲在街角處的算命仙兒，在中國的現代生活中都是非常怪異的形象，他們背后的那一套生命觀、宇宙觀和認知系統也被簡化為幾個如“迷信的”“封建的”這樣的詞語。在賢義的身上，有一種突然的開闊。或許，在這個現代的算命人身上，還存在著某種光亮，古老的光亮，它曾被我們熄滅、遺忘，被我們扭曲、誤解，在狹窄的鋼筋水泥的縫隙中，它掙扎著，以孱弱而又頑強的姿態向我們傳遞著久遠的信息。
　　從賢義的穿著和居住地來看，他并不比他的姐妹兄弟更富有，甚至還處于貧困狀態。他仍然是城市流浪者和農民工，卻不是一個毫無希望的、僅為生存而奮斗的人。他在試圖對自己的生活、精神和存在進行解釋，這使得他能夠保持一種與現代精神并行的獨立姿態，并擁有某種尊嚴。一個農村婦女遇到難處，無法找到生存的依據時，她想到的不是法律和制度，心靈的痛苦從來不是法律和制度的范疇，而是最古老的方術。她要去拜神，她要去找算命仙兒。她可能不甚清楚這些“傳統”，算命、星座、八字有什么依據，但她可以從中找到安慰。這些依然是她重獲意義的最本源方式，因為她生活在這樣的歷史洪流之中。只有從這條河里找到依據，她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慰。巫術與生命、自然、信仰的關系是密切的，它們之間有著秘密通道。
　　也許，我的堂哥賢義并沒有意識到這些，他所擁有的知識和對傳統的理解也還不能夠承載這么多歷史內容，但誰又能說，他那坦然、光明的臉和笑容，他溫暖、親密的家庭生活，他對世界那家人般的心態與過去的靈魂沒有關系，與那條河流沒有關系？
　　在人們中間
　　它是一條運載的河流
　　在《杜伊諾哀歌》中，里爾克用“河流”形容“傳統”。只有進入傳統和“苦難之城”，把人“引向悲傷家族長輩們的墳墓，引向神巫們和先知們”，才能夠到達更加古老也更加悲傷的“喜悅之泉”。
　　對于中國的當代生活而言，不管哪一個意義的“傳統”，它們早已成為一個巨大的悲傷之地，充滿著被遺忘的歷史、記憶、知識和過去的神靈。奇門遁甲、生辰八字、五行八卦，這些古老而神秘的事物，已成為腐朽的過去。我們缺乏真正的傳承和真正的理解，它們也就失去了在現代社會被重新打開的可能性。那用拋起蓍草的方向與形狀來推測命運的術士，他們與天地之間的感應、與宇宙秩序的應和，他們在自然肌理中尋找生命秘密的努力被看作愚昧的行為。而當代所流行的算命、占卜，只是為信者提供對于死亡的撫慰與粉飾，對于腐敗靈魂的自我欺騙性的安慰，并非真的相信。這也正如英籍印裔作家奈保爾19 6 7 年在印度考察時所感受到的，印度的神像、神祇和信仰被迫成為現代世俗生活的裝飾者。
　　與此同時，當傳統話語重新閃現在現代話語中，成為現代意識形態合法性的守護神時，它與體制和普遍社會觀念所產生的復雜化合作用，有可能再次成為傳統自我嬗變的阻礙。這不只是“傳統”本身的問題，而是它被以什么樣的方式、什么樣的形態重新回到我們的生活和心靈之中的問題。
　　這或者也是如賢義這樣的傳統者所必須面對的：如何能夠自持，并且不被作為現代性的“笑話”和“阻礙”存在，如何能夠在歷史的洪流中真正理解“傳統”并重獲價值和尊嚴？
　　在一座寂寞的寺廟里，一個和尚坐在陰暗的大廳側面，背景是久遠的佛教繡像。年輕和尚閉著眼睛念經，桌子上擺著《佛經》《金剛經》和卦筒。被他的淳樸、聲音和專注的形象所吸引，我坐下來，聽他哼唱一段。悄悄往桌子上的箱子里放一百元錢的時候，他的眼睛突然睜開，犀利地看著我，說：“別人都至少給三百。”我尷尬地逃了出來。
　　如此想來，賢義的形象和他混搭的家是有著無限悲哀的。不管賢義如何努力去理解人生，其內在的荒謬性還是一眼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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