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鄧小平研究專家、英國前駐華大使理查德·伊文思（RichardEvans），與鄧小平多次面對面接觸，三十年心血力作，全方位揭秘鮮為人知的鄧小平！
　　20世紀50年代中期，作者來到中國，擔任英國駐華代辦處的政治參贊。他為鄧小平在中共八大上所作的報告所吸引，并對鄧小平本人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984至1988年，他擔任英國駐華大使，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國和鄧小平。
　　作者耗時多年，搜集珍貴歷史資料，潛心研究鄧小平本人和他的作品，完成此書，目的是講述一個故事里的故事——20世紀中國歷史大故事中的鄧小平生平故事。他站在獨特的立場，以平和的眼光看待并展示鄧小平波瀾壯闊的一生，也帶著讀者重溫20世紀中國的跌宕歷史。
　　作者評論鄧小平：
　　中國人將要對*去世后一直領導他們的這個人（鄧小平）作出判斷。大多數中國人都會看到他身上的一些弱點。有些人會認為他過大于功，但絕大多數人會認為他功大于過，因為是鄧小平領導他們把生活水平提高到以往聞所未聞的水平，而這是他們的父輩做夢也想不到的。
　　鄧小平非常有活力、果斷，很有想象力。他也必定具有人們所說的那種個人魅力，因為他能夠一而再、再而三地說服別人接受自己的行動主張。

世界視野中的鄧小平，西方同類傳記中被推崇、暢銷的作品之一
　　被譯成多種語言，全球熱銷，客觀公正的紀念碑式傳記作品
　　西方鄧小平研究專家、英國前駐華大使理查德·伊文思（Richard Evans），與鄧小平多次面對面接觸，三十年心血力作，全方位揭秘鮮為人知的鄧小平！
　　經典圖文版，真實再現重大歷史事件

理查德 伊文思大使是一位聰明干練的英國外交官，1984年至1988年任英國駐華大使。他根據自己和鄧小平的會談以及英國政府文件，寫了Deng Xiaoping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鄧小平傳》），此書主要涉及鄧小平1973年以前的經歷，為受過良好教育的讀者提供了一個文筆極佳的概述。——傅高義

第十三章國家領導人（1981—1984）
　　在80年代，中國乃至整個國際社會都一致認定，鄧小平是中國的國家領導人。然而，這個地位與他所擔任的職務并不相稱。他不是黨的主席或總書記，也不是政府首腦，更沒有像劉少奇一樣擔任國家主席，他的地位來自他的權威，而這種權威源于他過去的經歷、領導才能以及隨著時間的推移他作為一名決策者、發言人和設計師所取得的成就。
　　“文化大革命”結束時，1958年至1966年間政治局的七名常委只剩下了鄧小平和陳云。那段時間（以及更早以前）陳云的地位一直比鄧小平高。但陳云沒有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對抗陳伯達、康生及1975年對抗“四人幫”那種聲望。他樂于避開眾人的注意，在幕后施加他的影響，因而，一般老百姓對他沒有太深的印象。在其他一些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高層人物，如彭真、葉劍英、李先念，都缺少鄧小平那種威望和經驗。另外，葉劍英比鄧小平年長7歲。逮捕“四人幫”前，葉劍英和李先念都表示堅決支持華國鋒。倘若他們知道后來要反對華，他們或許會改變當初的做法。
　　作為一名領導者，鄧小平的風格與毛澤東截然不同。毛澤總是高高在上地與他的同事保持一定的距離，鄧小平則和他們打成一片；毛澤東善于掩飾自己，經常隱藏自己的真正感覺，鄧小平則盡可能地把自己的觀點表述清楚；毛澤東常處理抽象事物，鄧小平則喜歡處理具體的事情，即便闡述一些原則問題時，亦是這樣。鄧小平的領導風范已不僅僅是風格問題。他有遠見且實干，他能夠并且已經按照自己的思路設計了中國未來的發展藍圖。當一個問題出現時，他不是等待和觀望，而是立即采取行動加以解決。他待人嚴厲但不殘酷。政治局對華國鋒作出結論后，他沒有組織新聞媒體毀壞華的聲譽，更沒把他投入監獄；1987年初，他堅持胡耀邦辭去總書記的職務，但允許他繼續留任政治局常委。另一方面，在處理曾在1976年那段黑暗的日子中幫助過他的高級領導干部問題時，鄧小平也絕不心慈手軟。1982年，他要求韋國清辭去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一職，因為韋國清安排(或是容許)軍方機關報刊出一篇文章，攻擊“文化圈的某些負責同志”。在許世友公開表示他反對為劉少奇平反后，鄧小平也安排他退出政治局。
　　與毛澤東和華國鋒不同，鄧小平堅決抵制建立對他的個人崇拜，他的這一思想可追溯到1956年。他允許甚至可以說是鼓勵國家出版社以文選的形式出版他的講話；允許專業和省級出版社出版他另外一些講話和有關他軍事生涯的一些故事。但是，他不允許在公共場所懸掛他的畫像或豎立他的雕像，不允許在任何文章或講話中夸大他的作用。人們總是稱他為“鄧小平主席”或“鄧小平同志”，而不是什么“英明領袖”（如華國鋒）或“導師”和“舵手”（如毛澤東）。跟毛澤東和華國鋒一樣，鄧小平強烈反對建立對他的個人崇拜。
　　作為一名決策者，鄧小平有兩項優點：他看得很遠，而且他規定，所有的計劃和提議都應該先試試看行不行得通。就前者來講，他遵循的是列寧主義傳統與中國政治的傳統。在其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也曾遵循毛澤東的作法。1930年代，毛澤東主張黨和軍隊要與國民黨和日本人進行一場持久戰。鄧小平則更進一步。他所設定的一些政治和經濟目標，有的他生前或許可以看到，有的可以肯定他這輩子根本看不到。例如，他很樂意把1997年定為香港回歸中國的日期，把本世紀末和下個世紀中葉分別定為黨和政府實現其經濟目標的日期。同多黨制國家的政治領導人相比，鄧小平有條件把眼光放得更遠。但是他不一定非要這么做。許多共產黨領導人并沒有看得這樣遠。對可行性進行實驗是與鄧小平在反對華國鋒時使用的口號“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相一致的。堅持這兩個口號并不意味著他放棄了社會主義，而表明在他的思想中，社會主義（以及共產主義）是與繁榮富強相聯系的（這是馬克思的觀點），他要用各種方法來實現這一繁榮富強。他不想讓那些沒有參與過社會與經濟實踐只是在辦公室中勾畫藍圖的人來實現他的計劃，也正因為如此，一些非共產主義作家稱他為實用主義者，或實踐派。
　　鄧小平國際上的威望來自于他所積極參與的外交活動。在這點上，他遠遠超過了毛澤東。1978年，也就是他對華國鋒的態度由小心監視轉變為公開挑戰這一年，他頻繁出國訪問。冬天，他訪問了緬甸、尼泊爾、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朝鮮。1979年1月訪美期間，他顯示出了杰出的公關才能。在德州的賽馬盛會上，他欣然戴上一頂大牛仔帽，給美國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在美國的報紙上很出風頭。年底，他出訪了日本，再次顯示出一位微笑大使的風度，掀起一股“鄧旋風”。
　　之后，鄧小平留在國內。但他花費大量時間接待外賓。會見外國元首和政府首腦當然是他的份內事。但他還像以往一樣熱情接待那些已卸任的政治家，如尼克松、基辛格、希思等。在與來訪者的交談中，他總是引導他們談一些與其切身利益有關的問題，同時也會向他們透露兩三件重要事情，這些事情通常比他在國內的公開談話深入些。他的坦率與平易近人給大多數來訪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些人則相當欣賞他的智慧。
　　在和外賓的談話中，鄧小平一再談到三個主題。第一，“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已經成為過去，今后不會再發生。第二，中國的發展需要有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中國愿為維護世界和平而努力。第三，中國需要向其他國家學習，但中國要保持政治和經濟上的獨立。中國不會屈服于任何外來的壓力，也不會將自己置于容易受到壓力的境地。
　　隨著鄧小平在國際上的威望不斷提高，他在國內的威望也與日俱增。人們意識到，是鄧小平給中國帶來了新生，并在國際舞臺上占據了一席之地。人們還承認，在國家統一方面，他也取得了重要進展，這一點是毛澤比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