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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八十年代》是當代中國史學理論學界知名人物、山東大學著名教授王學典回憶八十年代的一部隨筆散文集。《懷念八十年代》從王學典自身求學成長經歷出發，回顧自己身邊的思想知識界學人前輩往事，全書由人到己，從思想和經驗層面，完成了作者個人對八十年代冷靜而獨特的認識建構。
八十年代，思想啟蒙，文化交鋒，
成就老輩學人和青年的精神春天。
回到現場，近距離與龐樸、黎澍等思想大腕坐而論道，
反思八十年代“文化熱”，重拾理想再出發。
收入廣東人民出版社“百家小集”書系——口袋中的百家講壇，思想界的小集大雅。
云集學人，結集**思想隨筆，與知識分子面對面。
百家小集第二輯：《無語江山有人物》 傅國涌 著
《一個人的戰斗》 單世聯 著
《秋風吹不盡》 蕭默 著
《與魯迅面對面》 錢理群 著
《歷史的倒影》 十年砍柴 著
《懷念八十年代》 王學典 著
《邃谷四說》 來新夏 著
我們現在事實上已經再一次進入“八十年代”的“問題”之中。但我們，特別是年輕的一代，還有“八十年代”的那種“待從頭收拾舊山河”的使命感嗎？還有那種“胸懷天下，以天下為己任”的擔當精神嗎？還有“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的雄心與抱負嗎？還有批判鋒芒、懷疑一切的理念和難以抑制的反叛意識嗎？
——王學典
大學生活簡記與隨想
我是一九七九年入讀山東大學歷史系的。而一九七九年，對二十世紀中國社會來說具有劃時期的意義：它意味著一個以“反知識”“反文明”和“反科學”為特征的荒唐時代的終結。一九七九年也是中國社會思想解放如火如荼凱歌行進的一年，更是求知狂潮愈漲愈高一瀉千里的一年。著名作家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報告文學）一文，適逢其時地掀起了這場求知狂潮。像我（一九五六年出生）這般年齡的大學生，可以說是鄧小平從田野的泥土里、從建筑工地的碎石中、從生產車間的角落里扒出來的：眼看求知的最佳年齡即將結束時，歷史突然又給了一個讀書的機會，我們幸運地抓住了這個機會，才有了今天。這是一次精神上的再生、個人生命史上的重大事件。所以，當時的我們無不珍惜這一來之不易的讀書機會。徐遲筆下的陳景潤、潘承洞等破譯“哥德巴赫猜想”的“讀書種子”，成為當時一代青少年心目中的英雄和偶像。我的大學校園生活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和氛圍中展開的。
帶著一種反思的、審查的、積極的心理而不是帶著一種信從的、認同的、被動的心理去聽課去看書，這是大學生活留給我的一個最深刻的印象。我對某些教學內容的質疑實際上從上第一節課就開始了。記得清清楚楚的一件事是：在上第一節“哲學”課時，老師講“導論”，但“導論”把所謂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講成了“絕對真理”。我當時坐在最后一排，與該課的助教同位，我邊聽邊記邊與這位助教議論：照這種講法“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還有無發展的“余地”？“實踐”對這些“真理”還有無“檢驗”的作用？這位助教（后來成為朋友）怎么給我釋疑解惑的，已不記得了，但他肯定我提的問題是個“問題”，鼓勵了我對當時流行的“成說”的懷疑傾向。現在仔細想來，這種所謂的“批判性格”的養成與特定的時代氣氛、思想風尚密不可分。一九七九年，是一個窒息中華民族生機的“現代迷信”開始崩潰的年份，在這之前開始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問題的大討論，把人們從“絕對主義”“一元主義”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幾億人用一顆腦袋來思考的局面結束了，“懷疑主義”“相對主義”思潮蔓延開來，這造就了一代人的“批判性格”和“反叛心理”。我自然不會例外。另外，我早在上大學之前，已對許多所謂“經典著作”，如《反杜林論》《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等就比較熟悉了，而這些著作都是與“絕對真理”不相容的。把馬克思主義“絕對真理化”，是哲學教科書的誤導！所以，我當時敢懷疑老師的講授。在大學時代，最要命的是消極地被動地接受課堂上和書本上所說的一切，將自己的腦袋完全變成別人理論觀點的跑馬場。“知出乎爭”，“爭”源于“疑”。一個不具有懷疑精神的人，是一個不會求知的人。“批判性格”的具備與否，可能
是一個大學生后來能否成才的關鍵。
勤于、善于利用圖書館，是一個會學習的大學生攝取知識的基本途徑。我現在在給學生講課時，從頭至尾，都反復地不厭其煩地強調一件事：你可以不看教科書，也可以不聽老師的傳授，但你沒有理由不利用圖書館；不利用甚至沒學會利用圖書館，你就等于白上大學，等于身入寶山而又空手而歸。任何一個圖書館，尤其是大學圖書館（其歷史當然愈久愈好），都是人類以往所創造的知識的寶藏，是人生信息的淵藪。這里儲存著與教科書相左的著作，這里蘊蓄著與老師的觀點背道而馳的議論，這些都足以開心智、啟疑竇、拓思路。沉浸其間，你會擺脫塵世的喧囂、俗務的干擾、雜念的侵襲。我四年的大學生活，可以說大部分是在圖書館中度過的，只要沒課，我都會去圖書館。那時候的山大圖書館設在文史樓的西端，閱覽室則在現在的學生俱樂部，十分擁擠。我在閱覽室消磨的時光最多。那時（包括現在）我的最大嗜好是翻雜志，尤其喜讀論戰文章，唇槍舌劍，最富有智慧，最益人心智。
我雖是學歷史的，但《文學評論》《哲學研究》一類雜志，最為我樂看。因為我一直想跟蹤把握整個思想界、文化界的走向與動態，要做到這一點必須讀雜志，只有圖書館的雜志最為齊全。另外，老實說，我們的頭腦，包括那些最杰出的頭腦，只是思維、思想的“加工廠”，你必須源源不斷地往里輸送材料，才能期待它輸出思想、觀點來。而圖書館就是最大最好的“原材料儲藏地”。歷史上的幾乎所有杰出學者均與圖書館有深刻淵源。馬克思與倫敦大英博物館（兼具圖書館性質）的故事早為人所知，正因為他在長達二十多年時間里日復一日埋身于這里的資料堆里，才有不朽的《資本論》；尼采雖然后來反對再讀別人的書，但他在年輕時幾乎讀遍一座圖書館的藏書；中國著名思想史家蔡尚思先生說，他年輕時曾有兩年多時間吃住在圖書館，一生的學問根祗在此；毛澤東說他早年在師范學校上學時，終日泡在圖書館里看書報雜志，很少去聽課。總之，圖書館應該成為大學生的家。如此多的中外文圖書，如此多的報章期刊，如此多的古今經典，如此多的信息集錦，如此方便簡單的借閱手續，離開大學，你將再也難以尋找到這樣一個應有盡有的讀書環境。最大限度地開發使用你身邊的圖書館，別再與它擦身而過，這是一件大學生活中的大事。
蔡元培先生說，大學之大，在于學問精深博大。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先生說，支撐大學的不是大樓，而是大師。大師云集，人才薈萃，是大學區別于其他任何機關的特征。一般說來，能稱得上是“大師”和“著名學者”的人，多是些具有杰出才智的人。古人說“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此言不虛。我在這里想說的是，在大學讀書期間，一定別忘了去聆聽名人的報告與演講，千萬別以為這會耽誤時間浪擲光陰。根據我的經驗，真正的東西、最有價值的東西往往并不在紙上，常常在面對面的“一席話”中。一個學者在兩個小時的報告或演講中，很可能濃縮了他兩年的讀書心得、甚至十年的漫長思考，而且還是那些具有杰出才智的人的“心得”和“思考”。從論文和著作中，你能獲得的可能僅是些知識，而從演講和報告中，你不僅能同樣收獲知識，還能享受智慧給你帶來的愉悅。何況，在這種場合中，你更可直接感受與領略那些所謂“名人”的風采與人格。
先哲云：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等親睹其人之風釆之后，再讀其文其書，肯定會有另一番滋味。在讀大學期間，我基本上是有報告就設法去聽，而不管是哪個系的。幸運的是，我上大學時，學校來的名人特別多，幾乎每個禮拜都有人來。歷史學界的名人差不多都來了：趙儷生、龐樸、戴逸、章開沅、金沖及、黎澍、湯志鈞、朱維錚、茅家琦、孫祚民、孫達人等。特別是現在已享大名的唐德剛先生，當時在山東大學連續講學（主要是講胡適）三個月，我幾乎每講必去。
唐先生講胡適有個特點：兩個小時的演講，前九十分鐘幾乎都是談天說地、上下古今，只最后三十分鐘才說胡適。我關于美國的知識、對美國社會政治的認識最初均來自唐先生的演講。詼諧有趣、妙語連珠、嬉笑怒罵，是唐先生演講的風格。后來當我讀到他的《胡適雜憶》《胡適自傳原稿》“唐注”時，看到他那搖曳生姿、旁逸斜出、喧賓奪主的文筆，真是感到文如其人，不勝親切。另外，在科社系，我聽過高放等先生的演講，在中文系，則不止一次聽過李希凡和藍翎先生的演講。李希凡在國內外“非毛化”思潮比較流行的一九八二年，當眾宣稱：“我就是毛派紅學家！”藍翎則在同期的一次演講中，對產自一九五八年的一句民謠“喝令三山五岳，我來了”痛加駁斥：“你來干什么，制造災難嗎？！”這些都給我極深的印象。校內高蘭先生的詩朗誦、蕭滌非先生就《李白與杜甫》向郭沫若的挑戰、王仲犖先生用濃重的江浙口音發表的學術報告、安作璋先生的治學經驗談，今天回憶起來，均歷歷如在面前。他們對后生小子的滋潤與啟迪，終生難忘！
積極、主動地與任課教師進行交流，是大學生應該抓住的另一個學習機會——這是一個極易被忽略的機會。講課可能“卑之無甚高論”，但每一個登堂授課的教師一般說來都學有專長，這是不請自到、送上門來、又不得不回答問題的老師，為什么要白白放棄這個學習的機會呢？別人我不知道，反正我自己充分利用了這個機會。在課前課后，在課間休息，我都纏住老師問這問那，從不放松。當然，你心中必須得有“問題”，“問題”必須得有一定的質量，這樣，老師才樂于或有興趣釋疑解惑。要做到這一點，還得回到我前面講過的那個問題上去：你必須帶著批判的、質疑的、挑剔的態度去聽課，這樣你才能發現“問題”，從而產生請教的沖動。
我當初沒有放過任何一位授課的老師。其中，請教最多的是秦漢史專家孟祥才教授了。他的家是我讀大學期間登門最多的。我第一次登門拜訪的情景至今歷歷在目：那是高溫仍在的一九七九年九月初的一天晚上，孟先生當時正伏案撰寫《梁啟超評傳》，身著短褲背心，腳下一盤燃著的蚊香。記得那次孟老師說：搞學術研究的人沒有花前月下，只有埋頭苦讀、皓首窮經。學術神圣的感覺當時油然在我心頭升起。以后每當我晚間散步，看到夜深從教師家的窗口外泄的燈光時，我都認為那是智慧的毫光，對這種“毫光”我至今仍心存敬意。
我與喬幼梅先生、趙凱球先生之間的師生情誼也是在課間請教問題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的，他們在做人為學方面給我的教導、點撥影響至大。讓我難忘的還有陳漢時先生，是他在課上和課間，讓我注意并讀恩格斯的《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年法蘭西的階級斗爭導言》。他說，這是恩格斯的“政治遺囑”，所謂伯恩斯坦的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發源于此文，我對馬克思主義的重新理解就是從讀了此文之后開始的。另外，在徐鴻修先生的“春秋地理”、鄭佩欣先生的“魏晉南北朝田制”、黃冕堂先生的“宋元明清研究概述”、路遙先生的“中國近代史專題”、李德征先生的“中國近代官制”、孔令仁先生的“中國近代經濟史”等課上，我均獲益匪淺。凡是給我上過課的老師，不論年老年幼，我可能全都請教過，雖然他們的名字，我無法在此一一縷述。大學期間，我覺得我比別人多學了許多東西，其因在此。
如果有可能，在上大學期間，做一點鄉土社會調查，寫一份或若干份調查報告，也會受益無窮，說不定還能把你引向治學之路。在這方面，我也有很深的體會。一九二三年六月二日，在我的家鄉附近發生過一件驚天動地的事件：一伙盤踞在抱犢崮（棗莊郊外的一座山名）上的土匪在津浦線上成功阻劫了一輛豪華列車，將二十六名中外旅客擄往崮頂，其中包括一名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家族的成員，一時舉世關注。當時的北洋政府為處理此事中斷了眾多國務活動，西方國家則將此一事件看作是“義和團”的再現，鼓吹要“共管中國”，此事后來通過談判了結。還在上大一時，對我十分關心的本系張知寒教授建議我趁假期去抱犢崮周圍地區作這一事件的社會調查。我帶著很大的興趣著手此事：先查閱當時的多家報紙（主要是北京《晨報》、上海《申報》）對此事的報道，再制訂采訪提綱，然后去當地史志辦公室，最后我單槍匹馬深入深山老林，找當年參與劫車的“馬子”、找知情人了解事件的來龍去脈和眾多細節。我前后去當地三次（其中一次與兩位大學同學同去）。后來，我們還去棗莊調查過“鐵道游擊隊”等事件，與小說《鐵道游擊隊》中“王強”這一人物的原型合過影。這些調研活動，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加深了我對社會的認識、對“歷史”的認識。現在的大學生是否也可作類似的調查活動？譬如，鄉下的同學可關心一下下邊的問題：“土改”是怎樣進行的？“人民公社”是怎樣一種體制？“社員”的“勞動工分”怎樣計算？“三年自然災害”是怎么一回事？當年的生產隊干部與社員是怎樣一種關系狀況？現在的村委會與村民又是怎樣一種關系狀況？等等。相信這些采訪活動絕對有利于大學生的成長與成熟。“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仍是條有益的古訓，搞點社會調查，是“行萬里路”的內容之一。
備有一個可隨身攜帶的小本子，隨時記錄下自己認為有用的信息與資料、特別是記錄下自己的思想火花、突然領悟到的道理等，在我看來，是想成材的大學生必需的另一門功課。這就是說，要養成做筆記的習慣。這種筆記，可以是讀書筆記，用來記錄讀書心得、引發的聯想、產生的感慨、獲得的啟示等等，還要抄下有用的資料、發人深省的概括等等。這種筆記還有一種功能即資料索引。碰到有用的、精彩的文章，字字珠璣，記不勝記，就要將與此文有關的信息寫在本子上，供以后查閱；某些書的某些內容太重要，同樣記不勝記，也做個索引，日后用得著的時候再查。必要的時候，就在這個小本子上練練筆，寫寫小文章也可；學文史的學生尤其要如此：做篇小考證，匯聚同類資料建立一個小假設，寫篇微型論文均可。前輩學者很推崇這一方法。著名學者楊向奎先生一再強調說：“文科學生必須平時做札記、論文。不經過這方面的訓練，就不能提高。”“文科做題就等于理科做實驗……理科不做實驗是空的，文科不做題照樣空。”勤做讀書筆記、隨手寫札記、寫小論文，既儲存記憶，又訓練行文能力，在許多大師看來，這是文史學者成材的必由之路。
如前所說，這種筆記也可以是思想筆記。俗話云：“好腦袋不如爛筆頭。”大腦是供思維用的，思維是看不見摸不著的，要想使思維持續不斷地進行下去，尤其是沿著一個方向進行下去，就必須把思維成形化，即隨時記下來加以斟酌，看看還有無不清晰之處，若有，再思考，直到比較徹底有了結論為止。這個過程，一刻也離不開思想筆記，在你的大腦處于高度活躍狀態，“為伊消得人憔悴”時，尤其如此。我當年做學生時，就是這樣。當時腦子里同時裝有好幾個問題，有的甚至好長時間百思不得其解，折騰得失眠。失眠的時候腦子好像又特別好使，有時達到浮想聯翩的程度，這樣經常趴在被窩里記筆記，記那些白天想不通、現在突發靈感的東西。譬如，上“大二”學現代史時，我對一個問題特感興趣：作為“無產階級”政黨的“共產黨”，其成員百分之九十以上卻是農民，尤其是那些文化不高甚或沒文化的農民，這種狀況怎樣保證這個政黨的“無產階級”性質、馬克思主義性質？這個問題一直把我折騰到大學畢業也沒想出個說法。記有類似這樣的思考過程的筆記前后共有十本左右，其中一部分至今我還保留著，閑來無事時翻翻看看，頗為有趣。值得指出的是：現在我對一些問題的思考仍和大學時期所思考的那些問題或有關或相通。
最后須要強調但絕非無足輕重的一點是：在大學時期，一定要保持較高的探索欲、求知欲、創造欲，沒有這“三欲”，上邊所談各點都會落空。我絕對接受“人各有志”這一事實，也絕不反對做官、經商、搞實業的選擇。這里，我想強調的是，無論選擇什么，都是四年以后的事，問題在于大學四年應該怎么辦：是以讀書為主，還是以搞社會活動或提前介入商界為主？我的意見是，不論將來做什么，在大學期間似乎均應以求知為主。“藝不壓身”，好好地、潛心地讀四年書，不會耽誤做官只會有助于做官，不會妨礙經商只會更有利于在商戰中立于不敗之地。至于立志走治學之路的人，那就更不可懈怠了。
一個人在大學期間是否真正接受過學問的陶冶，實際上看得很清楚：你就看他言談舉止間、看他、她的臉上有無人文氣息就夠了。很多人盡管有大學文憑，但似乎看不出一點曾經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痕跡，身上不曾有一點“清氣”。應該看到，大學階段所奠定的人生觀、善惡觀，所接受的行為準則、所確立的價值偏好、所選擇的終極追求，一直在制約著、影響著人的一生。一個人在大學階段事實上已經定型，當他走出大學校門時就像出窯的磚一樣多數已經很難改變了。
盡管已經過去二十年，我仍懷念我的大學生活和隨后的研究生生活，因為這七年正是我上邊所說的探索欲、求知欲和創造欲最旺盛的七年。這是一段近乎狂熱的讀書生涯。這若干年究竟讀了多少書？不知道。自己只知道未浪擲什么光陰。走上工作崗位后，尤其是建立家庭后，你就會發現，你再也找不到大學和研究生時代那么大塊用來讀書思考的時間了，你的心思和精力再也不能那么集中了。指點江山、揮斥方遒、天降大任、舍我其誰、橫掃六合、澄清宇內、“糞土當年萬戶侯”的豪情，也逐漸喪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格外現實、異常理智、隨俗浮沉的處世態度。在大學時代，我們是那么輕易地被激動，記得一九八一年我和一兩位來自鄉下的同學，看到《文摘報》轉載的四川畫家羅中立的油畫《父親》時，我們都哭了，那一只破碗，那一雙綿羊般順從的眼睛，那一臉苦相，那兩只粗糙干裂顫抖的手，集中表達了數千年來“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父老們的苦難和對溫飽的祈求！我敢保證，即使現在看到了比這更“苦難”百倍的畫面和真實圖影，我們那顆麻木的心再也不會起波紋了。我們會竭力不讓這些東西來干擾我們現在的平靜生活，來影響我們對汽車、洋房、豪華陳設、存款額度等布爾喬亞式的追求。在大學時代，我們那么在乎時局的變化和政壇的走向，因為我們感到我們對社會持有一份責任，抱有一種“吾曹不出奈天下何”的使命，也就是，有那么一點“東林黨人”的精神：“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我清楚地記得，為了討論國事家事學術事，我們的宿舍已經成為課堂的延伸，我們彼此辯論，臉紅脖子粗，比聲音的高低；不少時候，食堂的飯桌也變成了論壇，就餐成為舌戰。
如今，我們都成熟了，都老練了，不再為那些“勞什子”彼此傷感情了，認為那些東西都是政治家的事、社會活動家的事，與我的職稱、崗貼、待遇何干？我們就這樣一點點衰老下去，走入暮年。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每一代人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