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書是繼《文化苦旅》之后，余秋雨教授*重要的作品，也是當今中國當代文史領域*重要的作品之一。余秋雨教授感嘆當前“文脈既隱，小丘稱峰；健翅已遠，殘羽稱鵬”，因此以這部重大的開創性著作來提醒和彌補。中國文脈，就是指中國文學幾千年發展中*等級的生命潛流和審美潛流。本書以中國文字起源為引，從《詩經》講起，到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及楚辭，再到秦漢時期的大一統與書同文對文學的影響，漢賦及“無韻離騷”《史記》，魏晉時期的三曹及“竹林七賢”等文人雅士的詩作文采，再到唐宋詩詞，元曲及明清小說，一氣呵成，使歷史與現實相溝通，文理與形象相交融，為廣大讀者解讀了中國文化的演化過程。*核心篇目《中國文脈》，酣暢地通論了三千年中國文學的精神主脈和美學主脈。此前從未發表過；此書第二核心篇目《筆墨歷史》，也酣暢地通論了作為文脈載體的三千年中國書法史。此前均從未發表過。在這兩個核心篇目之后，是對每個時代文脈的精細論述，組成了一部罕見的《中國文化人格史》和《審美精神流變史》。其中不少文章，已成當代經典。

　《文化苦旅》后余秋雨珍視的總結之作！
　　余秋雨教授感嘆當下“文脈既隱，小丘稱峰；健翅已遠，殘羽稱鵬”，因此以這部重大的開創性著作來提醒和彌補。此書肯定是中國當代文史領域重要的成果之一。余秋雨在很多重要場合一再聲明，《中國文脈》是一部“意義重大的作品”，是“中國當代文史領域重要的作品之一”，并將其隆而重之地放在余秋雨書系首卷，可見其地位之重要！我們可通過本書，讀懂中國文化精神內核，找回文化自豪感，重塑民族自信。
　　隆重梳理中國文化脈絡，瞻仰文人的生命格調，探尋中國人的精神主脈。
　　本書核心篇目《中國文脈》《筆墨歷史》，酣暢淋漓地揭示了三千年中國文學的精神主脈，以及作為文脈載體的三千年中國書法史，為余秋雨教授全新作品，此前從未發表過。在這兩個核心篇目之后，是對每個時代文脈的精細論述，通過對23個中國文人的生命歷程及其作品的品讀，深度解析了中國人的精神脈絡，流露出對中國文壇長期以來文脈衰弱的隱憂與關懷，組成了一部罕見的《中國文化人格史》和《審美精神流變史》。

中國文脈一中國文脈，是指中國文學幾千年發展中最高等級的生命潛流和審美潛流。這種潛流，在近處很難發現，只有從遠處看去，才能領略大概，就像那一條倔犟的山脊所連成的天際線。正是這條天際線，使我們知道那個天地之大，以及那個天地之限，并領略了一種注定要長久包圍我們生命的文化儀式。因為太重要，又處于隱潛狀態，就特別容易產生誤會。因此，我們必須開宗明義，指出那些最常見的理論岔道，不讓它們來干擾文脈的潛流——一、這股潛流，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不是官方主流；二、這股潛流，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不是民間主流；三、這股潛流，屬于文學，并不從屬于哲學學派；四、這股潛流，雖然重要，但體量不大；五、這股潛流，并不一以貫之，而是時斷時續，斷多續少；六、這股潛流，對周圍的其他文學現象有吸附力，更有排斥力。尋得這股潛流，是做減法的結果。我一向主張，研究文化和文學，先做加法，后做減法。減法更為重要，也更為艱難。減而見筋，減而顯神，減而得脈。減法難做，首先是因為人們千百年來一直處于文化匱乏狀態，見字而敬，見文而信，見書而畏，不存在敢于大膽取舍的心理高度；其次，即使有了心理高度，也缺少品鑒高度，與多數轟傳一時的文化現象相比，“得脈”者沒有那么多知音。 大膽取舍，需要銳利斧鉞。但是，手握這種斧鉞的人，總是在開山辟路。那些只會坐在涼棚下說三道四、指手畫腳的人，大多不懂斧鉞。開山辟路的人沒有時間參與評論，由此造成了等級的倒錯、文脈的失落。等級，是文脈的生命。人世間，仕途的等級由官階來定，財富的等級由金額來定，醫生的等級由療效來定，明星的等級由傳播來定，而文學的等級則完全不同。文學的等級，與官階、財富、療效、傳播等因素完全無關，只由一種沒有明顯標志的東西來定，這個東西叫品位。其他行業也講品位，但那只是附加，而不像文學，是唯一。總之，品位決定等級，等級構成文脈。但是，這中間的所有流程，都沒有清晰路標。這一來，事情就麻煩了。環顧四周，現在越來越多的“成功者”都想以文炫己，甚至以文訓世，結果讓人擔憂。有些“儒商”為了營造“企業文化”，強制職工背誦古代那些文化等級很低的發蒙文言；有些電視人永遠在繪聲繪色地講述著早就應該退出公共記憶的文化殘屑；有些當代“名士”更是染上了古代的“嗜痂之癖”，如魯迅所言，把遠年的紅腫潰爛，贊之為“艷若桃花”。頗讓人不安的，是目前電視上某些文物鑒定和拍賣節目，只要牽涉到明清和近代書畫，就對作者的文化地位無限拔高。初一聽，溢美古人，無可厚非，但是這種事情不斷重復也就顛覆了文化的基本等級。就像一座十層高塔，本來輪廓清晰，突然底下幾層要自成天臺，那么上面的幾層只能坍塌。試想，如果唐伯虎、乾隆都成了“中國古代一流詩人”，那么，我們只能悄悄把整部《全唐詩》付之一炬了。書法也是一樣，一個驚人的天價投向一份中等水準的筆墨，就像一堆黃金把中國書法史的天平壓垮了。面對這種情況我曾深深一嘆：“文脈既隱，小丘稱峰；健翅已遠，殘羽充鵬。”照理，文物專家不懂文脈，億萬富翁不懂文化，十分正常。但現在，現代傳媒的滲透力度，拍賣資金的強烈誤導，使很多人難以抵拒地接受了這種空前的“文化改寫”，結果實在有點恐怖。有人說，對文學，應讓人們自由取用，不要劃分高低。這是典型的“文學民粹主義”，似是而非。就個人而言，不經過基本教育，何能自由取用？鼠目寸光、井蛙觀天，恰恰違背了“自由”的本義；就整體而言，如果在精神文化上也不分高低，那就會失去民族的大道、人類的尊嚴，一切都將在眾聲喧嘩中不可收拾。如果不分高低，只讓每個時間和空間的民眾自由取用、集體“海選”，那么，中國文學，能選得到那位流浪草澤、即將投水的屈原嗎？能選得到那位受過酷刑、恥而握筆的司馬遷嗎？能選得到那位僻居荒村、艱苦躬耕的陶淵明嗎？他們后來為民眾知道，并非民眾自己的行為。而且，知道了，也并不能體會他們的內涵。因此我敢斷言，任何民粹主義的自由海選，即便再有人數、再有資金，也與優秀文學基本無關。這不是文學的悲哀，而是文學的高貴。我主張，在目前必然寂寞的文化良知領域，應該重啟文脈之思，重開嚴選之風，重立古今坐標，重建普世范本。為此，應努力撥去浮華熱鬧，遠離滔滔口水，進入深度探討。選擇自可不同，目標卻是同歸，那就是清理地基，搬開蕪雜，集得高墻巨磚，尋獲大柱石礎，讓出疏朗空間，洗凈眾人耳目，呼喚亙古偉步，期待天才再臨。由此，中華文化的復興，才有可能。二文脈的原始材料，是文字。漢字大約起源于五千多年前。較系統的運用，大約在四千年前。不斷出現的考古成果既證明著這個年份，又質疑著這個年份。據我比較保守的估計，大差不差吧，除非有了新的驚人發現。漢字產生之后，經由“象形——表意——形聲”這幾個階段，開始用最簡單的方法記載歷史，例如王朝譜牒。應該夏朝就有了，到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已相當成熟。但是，甲骨文和金文的文句，還構不成文學意義上的“文脈之始”。文學，必須由“意指”走向“意味”。這與現代西方美學家所說的“有意味的形式”，有點關系。既是“意味”又是“形式”，才能構成完整的審美。這種完整，只有后來的《詩經》，才能充分滿足。《詩經》產生的時間，大概離現在二千六百年到三千年左右。然而，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雖然在文句上還沒有構成“文脈之始”，但在書法上卻已構成了。如果我們把“文脈”擴大到書法，那么，它就以“形式領先”的方式開始于商代，比《詩經》早，卻又有所交錯。正因為此，我很喜歡去河南安陽，長久地看著甲骨文和青銅器發呆。甲骨文多半被讀解了，但我總覺得那里還埋藏著孕育中國文脈的神秘因子。一個橫貫幾千年的文化行程將要在那里啟航，而直到今天，那個老碼頭還是平靜得寂然無聲。終于聽到聲音了，那是《詩經》。《詩經》使中國文學從一開始就充滿了稻麥香和蟲鳥聲。這種香氣和聲音，將散布久遠，至今還聞到、聽到。十余年前在巴格達的巴比倫遺址，我讀到了從楔形文字破譯的古代詩歌。那些詩歌是悲哀的，慌張的，絕望的，好像強敵剛剛離去，很快就會回來。因此，歌唱者只能抬頭盼望神祇，苦苦哀求。這種神情，與那片土地有關。血腥的侵略一次次橫掃，人們除了奔逃還是奔逃，因此詩句中有一些生命邊緣的吟詠，彌足珍貴。但是，那些吟詠過于匆忙和粗糙，尚未進入成熟的文學形態，又因為楔形文字的很早中斷，沒有構成下傳之脈。同樣古老的埃及文明，至今沒見過古代留下的詩歌和其他文學樣式。盧克索太陽神廟大柱上的象形文字，已有部分破譯，卻并無文學意義。過于封閉、過于保守的一個個王朝，曾經留下了帝脈，而不是文脈。即便有氣脈，也不是詩脈。印度在古代是有燦爛的文學、詩歌、梵劇、理論，但大多是圍繞著“大梵天”的超驗世界。同樣是農耕文明，卻缺少土地的氣息和世俗的表情。《詩經》的吟唱者們當然不知道有這種對比，但我們一對比，它也就找到了自己。其實，它找到的，也是后代的中國。《詩經》中，有祭祀，有抱怨，有牢騷，但最主要、最拿手的，是在世俗生活中抒情。其中抒得最出色的，是愛情。這種愛情那么“無邪”，既大膽又羞怯，既溫柔又敦厚，足以陶冶風尚。在藝術上，那些充滿力度又不失典雅的四字句，一句句排下來，成了中國文學起跑點的磚砌路基。那些疊章反復，讓人立即想到，這不僅僅是文學，還是音樂，還是舞蹈。一切動作感漲滿其間，卻又毫不魯莽，優雅地引發鄉間村樂，詠之于江邊白露，舞之于月下喬木。終于由時間定格，凝為經典。沒有巴比倫的殘忍，沒有盧克索的神威，沒有恒河畔的玄幻。《詩經》展示了黃河流域的平和、安詳、尋常、世俗，以及有節制的譴責和愉悅。但是，寫到這里必須趕快說明，在《詩經》的這種平實風格后面，又有著一系列宏大的傳說背景。傳說分兩種：第一種是“祖王傳說”，有關黃帝、炎帝和蚩尤；第二種是“神話傳說”，有關補天、填海、追日、奔月。按照文化人類學的觀念，傳說和神話雖然虛無縹緲，卻對一個民族非常重要，甚至可以成為一種歷久不衰的“文化基因”。這在中華民族身上尤其明顯，誰都知道，有關黃帝、炎帝、蚩尤的傳說，決定了我們的身份；有關補天、填海、追日、奔月的傳說，則決定了我們的氣質。這兩種傳說，就文化而言，更重要的是后一種神話傳說，因為它們為一個龐大的人種提供了鴻蒙的詩意。即便是離得最近的《詩經》，也在平實的麥香氣中熔鑄著偉大和奇麗。于是，我們看到了，背靠著一大批神話傳說，刻寫著一行行甲骨文、金文，吟唱著一首首《詩經》，中國文化隆重上路。其實，這也就是以孔子、老子為代表的先秦諸子出場前的精神背景。先秦諸子出場，與世界上其他文明的巨人們一起組成了一個“軸心時代”，標志著人類智能的大爆發。現代研究者們著眼最多的，是各地巨人們在當時的不同思想成果，卻很少關注他們身上帶著什么樣的文化基因。三先秦諸子，都是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沒有一個是純粹的文學家。但是，他們要讓自己的思想說服人、感染人，就不能不運用文學手段。而且，有一些思維方式，從產生到完成都必須仰賴自然、譬引鳥獸、傾注情感、形成寓言，這也就成了文學形態。思想家和哲學家在運用文學手段的時候，有人永遠把它當做手段，有人則不小心暴露了自己其實也算得上是一個文學家。先秦諸子由于社會影響巨大，歷史貢獻卓著，因此對中國文脈的形成有特殊貢獻。但是，這種貢獻與他們在思想和哲學上的貢獻，并不一致。我對先秦諸子的文學品相分為三個等級——第一等級：莊子、孟子；第二等級：老子、孔子；第三等級：韓非子、墨子。在這三個等級中，處于第一等級的莊子和孟子已經是文學家，而莊子則是一位大文學家。把老子和孔子放在第二等級，實在有點委屈這兩位精神巨匠了。我想他們本人都無心于自身的文學建樹，但是，雖無心卻有大建樹。這便是天才，這便是偉大。在文脈上，老子和孔子誰應領先？這個排列有點難。相比之下，孔子的聲音，是恂恂教言，渾厚懇切，有人間炊煙氣，令聽者感動，令讀者縈懷；相比之下，老子的聲音，是鏗鏘斷語，刀切斧劈，又如上天頒下律令，使聽者驚悚，使讀者銘記。孔子開創了中國語錄式的散文體裁，使散文成為一種有可能承載厚重責任、端莊思維的文體。孔子的厚重和端莊并不堵眼堵心，而是仍然保持著一個健康君子的斯文瀟灑。更重要的是，由于他的思想后來成了千年正統，因此他的文風也就成了永久的楷模。他的文風給予中國歷史的，是一種樸實的正氣，這就直接成了中國文脈的一種基調。中國文脈，蜿蜒曲折，支流繁多，但是那種樸實的正氣卻顛撲不滅。因此，孔子于文，功勞赫赫。本來，孔子有太多的理由在文學上站在老子面前，誰知老子另辟奇境，別創獨例。以極少之語，蘊極深之義，使每個漢字重似千鈞，不容外借。在老子面前，語言已成為無可辯駁的天道，甚至無須任何解釋、過渡、調和、溝通。這讓中國語文，進入了一個幾乎空前絕后的圣哲高臺。我聽不止一位西方哲學家說：“僅從語言方式，老子就是最高哲學。孔子不如老子果斷，因此在外人看來，更像一個教育家、社會評論家。”外國人即使不懂中文，也能從譯文感知“最高哲學”的所在，可見老子的表達有一種“骨子里”的高度。有一段時間，德國人曾驕傲地說：“全世界的哲學都是用德文寫的。”這當然是故意的自我夸耀，但平心而論，回顧以前幾百年，德國人也確實有說這種“大話”的底氣。然而，當他們讀到老子就開始不說這種話了。據統計，現在幾乎每個德國家庭都有一本老子的書，其普及度遠遠超過老子的家鄉中國。我一直主張，一切中國文化的繼承者，都應該虔誠背誦老子那些斬釘截鐵的語言，而不要在后世那些層級不高的文言文上廝磨太久。說完第二等級，我順便說一下第三等級。韓非子和墨子，都不在乎文學，有時甚至明確排斥。但是，他們的論述也具有了文學素質，主要是那些干凈而雄辯的邏輯所造成的簡潔明快，讓人產生了一種閱讀上的愉悅。當然，他們兩人實干家的形象，也會幫助我們產生文字之外的動人想象。更重要的是要讓出時間來看看第一等級，莊子和孟子。孟子是孔子的繼承者，比孔子晚了一百八十年。在人生格調上，他與孔子很不一樣，顯得有點驕傲自恃，甚至盛氣凌人。這在人際關系上好像是缺點，但在文學上就不一樣了。他的文辭，大氣磅礴，浪卷潮涌，暢然無遮，情感濃烈，具有難以阻擋的感染力。他讓中國語文，擺脫了左顧右盼的過度禮讓，連接成一種馬奔車馳的暢朗通道。文脈到他，氣血健旺，精神抖擻，注入了一種“大丈夫”的生命格調。但是，與他同一時期，一個幾乎與他同年的莊子出現了。莊子從社會底層審察萬物，把什么都看穿了，既看穿了禮法制度，也看穿了試圖改革的宏謀遠慮，因此對孟子這樣的浩蕩語氣也投之以懷疑。豈止對孟子，他對人生都很懷疑。真假的區分在何處？生死的界線在哪里？他陷入了困惑，又繼之以嘲諷。這就使他從禮義辯論中撤退，回到對生存意義的探尋，成了一個由思想家到文學家的大步躍升。他的人生調子，遠遠低于孟子，甚至也低于孔子、墨子、荀子或其他別的“子”。但是這種低，使他有了孩子般的目光，從世界和人生底部窺探，問出一串串最重要的“傻”問題。但僅僅是這樣，他還未必能成為先秦諸子中的文學冠軍。他最杰出之處，是用極富想象力的寓言，講述了一個又一個令人難忘的故事，而在這些寓言故事中，都有一系列鮮明的藝術形象。這一下，他就成了那個思想巨人時代的異類、一個充滿哲思的文學家。《逍遙游》、《秋水》、《人間世》、《德充符》、《齊物論》、《養生主》、《大宗師》……這些篇章，就成了中國哲學史、也是中國文學史的第一流佳作。此后歷史上一切有文學才華的學人，都不會不粘上莊子。這個現象很奇怪，對于其他“子”，都因為思想觀念的差異而有明顯的取舍，但莊子卻例外。沒有人會不喜歡他講的那些寓言故事，沒有人會不喜歡他與南天北海融為一體的自由精神，沒有人會不喜歡他時而巨鳥、時而大魚、時而飛蝶的想象空間。在這個意義上，形象大于思維，文學大于哲學，活潑大于莊嚴。四我把莊子說成是“先秦諸子中的文學冠軍”，但請注意，這只是在“諸子”中的比較。如果把范圍擴大，那么，他在那個時代就不能奪冠了。因為在南方，出現了一位比他小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那就是屈原。屈原，是整個先秦時期的文學冠軍。不僅如此，作為中國第一個大詩人，他以《離騷》和其他作品，為中國文脈輸入了強健的詩魂。對于這種輸入，連李白、杜甫也頂禮膜拜。因此，戴在他頭上的，已不應該僅僅是先秦的桂冠。前面說到，中國文脈是從《詩經》開始的，所以對詩已不陌生。然而，對詩人還深感陌生，何況是這么偉岸的詩人。《詩經》中也署了一些作者的名字，但那些詩大多是朝野禮儀風俗中的集體創作，那些名字很可能只是采集者、整理者。從內容看，《詩經》還不具備強烈而孤獨的主體性。按照我給北京大學學生講述中國文化史時的說法，《詩經》是“平原小合唱”，《離騷》是“懸崖獨吟曲”。這個懸崖獨吟者，出身貴族，但在文化姿態上，比莊子還要“傻”。諸子百家都在大聲地宣講各種問題，連莊子也用寓言在啟迪世人，屈原卻不。他不回答，不宣講，也不啟迪他人，只是提問，沒完沒了地提問，而且似乎永遠無解。從宣講到提問，從解答到無解，這就是諸子與屈原的區別。說大了，也是學者和詩人的區別、教師和詩人的區別、謀士與詩人的區別。劃出了這么多區別，也就有了詩人。從此，中國文脈出現了重大變化。不再合唱，不再聚眾，不再宣講。在主脈的地位，出現了行吟在江風草澤邊那個衣飾奇特的身影，孤傲而天真，凄楚而高貴，離群而憫人。他不太像執掌文脈的人，但他執掌了；他被官場放逐，卻被文學請回；他似乎無處可去，卻終于無處不在。屈原自己沒有想到，他給兩千多年的中國歷史開了一個大玩笑。玩笑的項目有這樣兩個方面——一、大家都習慣于稱他“愛國詩人”，但他明明把“離”國作為他的主題。他曾經為楚抗秦，但正是這個秦國，在他身后統一了中國，成了后世“愛國主義”概念中真正的“國”。二、他寫的楚辭，艱深而華贍，民眾幾乎都不能讀懂，但他卻具備了最高的普及性，每年端午節出現的全民歡慶，不分秦楚，不分雅俗。這兩大玩笑也可以說是兩大誤會，卻對文脈意義重大。第一個誤會說明，中國官場的政治權脈試圖拉攏文脈，為自己加持；第二個誤會說明，世俗的神祇崇拜也試圖借文脈，來自我提升。總之，到了屈原，文脈已經健壯，被“政脈”和“世脈”深深覬覦，并頻頻拉扯。說“綁架”太重，就說“強邀”吧。雅靜的文脈，從此經常會被“政脈”、“世脈”頻頻強邀，衍生出一個個龐大的政治儀式和世俗儀式。這種“靜脈擴張”，對文脈而言有利有弊，弊大利小；但在屈原身上發生的事，對文脈尚無大害，因為再擴大、再熱鬧，屈原的作品并無損傷。在圍繞著他的繁多“政脈”、“世脈”中間，文脈仍然能夠清晰找到，并保持著主干地位。記得幾年前有臺灣大學學生問我，大陸民眾在端午節劃龍舟、吃粽子的游戲，是否肢解了屈原？我回答：沒有。屈原本人就重視民俗巫風中的祭祀儀式，后來，民眾也把他當做了祭祀對象。屈原已經不僅僅是你們書房里的那個屈原。但是如果你們要找書房里的屈原也不難，《離騷》、《九章》、《九歌》、《招魂》、《天問》自可細細去讀。一動一靜，一祭一讀，都是屈原。如此文脈，出入于文字內外，游弋于山河之間，已經很成氣象。五屈原不想看到的事情終于發生了，秦國縱橫宇內，終于完成了統一大業。幾乎所有的文學史都在譴責秦始皇為了極權統治而“焚書坑儒”的暴行，嚴重斫傷了中國文化。繁忙煙塵中的秦朝，所留文跡也不多，除了《呂氏春秋》，就是那位游士政治家李斯了。他寫的《諫逐客書》不錯，而我更佩服的是他書寫的那些石刻。字并不多，但一想起就如直面泰山。對秦始皇的譴責是應該的，但我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卻有另一番見解。我認為，秦始皇有意做了兩件對不起文化的事，卻又無意做了了兩件對得起文化的事，而且那是真正的大事。他統一中國，當然不是為了文學，卻為文學灌注了一種天下一統的宏偉氣概。此后中國文學，不管什么題材，都或多或少地有所隱含。李白寫道：“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可見這種氣概在幾百年后仍把詩人們籠罩。王昌齡寫道：“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秦人為后人開拓了情懷。不僅如此，秦始皇還統一了文字，使中國文脈可以順暢地流瀉于九州大地。這種順暢，尤其是在極大空間中的順暢，反過來又增添了中國文學對于三山五岳、五湖四海的視野和責任。這就使工具意義和精神意義，產生了相輔相成的互哺關系。我在世界上各個古文明的廢墟間考察時，總會一次次想到秦始皇。因為那些文明的割裂、分散、小化，都與文字語言的不統一有關。如果當年秦始皇不及時以強權統一文字，那么，中國文脈早就流逸不存了。由于秦始皇既統一了中國又統一了文字，此后兩千多年，只要是中國文人，不管生長在如何偏僻的角落，一旦為文便是天下興亡、炎黃子孫；而且，不管面對著多么繁密的方言壁障，一旦落筆皆是漢字漢文，千里相通。總之，統一中國和統一文字，為中國文脈提供了不可比擬的空間力量和技術力量。秦代匆匆，無心文事，卻為中華文明的格局進行了重大奠基。六很快就到漢代了。歷來對中國文脈有一種最表面、最通俗的文體概括，叫做：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在這個概括中，最弱的是漢賦，原因是缺少第一流的人物和作品。是枚乘？是司馬相如？還是早一點的賈誼？是《七發》、《子虛》、《上林》？這無論如何有點拿不出手，因為前前后后一看，遠遠站著的，是屈原、李白、杜甫、蘇東坡、關漢卿、曹雪芹啊。就我本人而言，對漢賦，整體上不喜歡。不喜歡它的鋪張，不喜歡它的富麗，不喜歡它的雕琢，不喜歡它的堆砌，不喜歡它的奇僻，當然，更不喜歡它的歌頌阿諛、不見風骨。我的不喜歡，還有一個長久的心結，那就是從漢代以后二千年間，中國社會時時泛起的奉承文學，都以它為范本。漢賦的產生是有原因的。一個強大而富裕的王朝建立起來了，確實處處讓人驚嘆，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文化統治使很多文人漸漸都成了“潤色鴻業”的馴臣。再加上漢武帝自己的愛好，那些辭賦也就成了朝廷的主流文本，可稱為“盛世宏文”。幾重因素加在一起，那么，漢賦也就志滿意得、恣肆揮灑。文句間那層層渲染的排比、對偶、連詞，就怎么也擋不住了。這是文學史上的一種奇觀，如此抑揚頓挫、涌金疊銀、流光溢彩，確實也使漢語增添了不少詞藻功能和節奏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