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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等地都有水田和村莊，周圍各縣農業經濟可供部隊籌措給養；這里離中心城市較遠，交通不便，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崇山峻嶺，地勢險要，森林茂密，只有幾條狹窄的小路通往山內，進可攻，退可守。這里過去長期有"山大王"，現有袁文才、王佐兩支綠林式的農民武裝，各有一百五六十人、六十支槍。王佐部駐在山上的茨坪和大小五井等處，袁文才部駐在井岡山北麓的寧岡茅坪，互相配合，互相呼應。
今天給大家說說井岡山會師的故事，在抗戰初期，條件艱苦，遇到了很多挫折和苦難，但最終都熬過來了。
1930年1月5日,古田會議一周之后,為了徹底回答一些人“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問,毛澤東揮毫寫就了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抵達井岡山,創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1928年4月,朱德領導的部分南昌起義部隊在井岡山與毛澤東率領的隊伍勝利會師,中國革命從此掀開新的一頁。
從這里,走出了朱德、彭德懷、陳毅等5名開國元帥和3名開國大將。從這里,“工農武裝割據”的星星之火開始點燃,中國共產黨人由此走上農村包圍城市、最終奪取全國勝利的革命道路。井岡山,是中國革命毋庸置疑的紅色搖籃。
然而,回望歷史,這條符合中國實際的道路開辟時,絕非一帆風順,亦非人人贊同。
直到上世紀30年代,蘇聯留學歸來的王明、博古等,還煞有介事地譏諷“山溝溝里出不了馬列主義”。歷史已經證明,毛澤東帶領的共產黨人,就是從革命低潮時轉兵井岡這一抉擇開始,在山溝里開啟了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獨特道路——惟一能夠實現中國革命勝利的康莊大道。
迷途向導
1927年9月19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一份決議,決議措辭頗為嚴厲,指責湖南省委“臨陣脫逃”。
所謂“臨陣脫逃”,指的是秋收起義部隊嚴重受挫后,中共湖南省委決定停止原定在9月16日發動的長沙暴動。這樣嚴重的“罪名”,首當其沖的,是領導秋收起義的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書記毛澤東。
十天前的9月9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爆發。起義軍一度占領醴陵、瀏陽縣城,但很快遭到國民黨軍隊的強力抵抗,五千多人的工農革命軍第一師一下子銳減到一千五百余人。
秋收起義原定的目標是攻占湖南長沙,如今起義嚴重受挫,僅剩的隊伍該何去何從?繼續向長沙這個大城市挺進,符合中共中央原來的決定,但以眼下敵我懸殊的兵力,無疑是一條死路；違背中央原定計劃選擇退卻,需要魄力,決定退往哪里,更需要智慧。
進退兩難的當口,當機立斷的是毛澤東。這個剛剛在“八七”會議上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的34歲青年,當時既沒有得到共產國際的青睞,也尚未躋身中共中央的領導核心,卻勇敢地立足失敗的現實,下令各路起義軍停止進攻,先退到瀏陽文家市集中。9月15日晚,原定長沙暴動日期的前一天,中共湖南省委決定停止行動。
9月19日晚,烏云壓境,天黑甚早,文家市里仁學校里,一盞油燈火苗閃爍,毛澤東主持召開前敵委員會會議,討論起義部隊今后的行動方向。沉思良久,毛澤東語出驚人:放棄進攻長沙,把起義軍向南轉移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
此話一出,反對意見紛至沓來,其中態度最激烈的就是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余灑度,他堅持“取瀏陽直攻長沙”才符合中央主張,不這樣做,就是“逃跑”。還有人直言不諱:“上山做山大王去了,這叫什么革命?”毛澤東回答:“我們這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產黨領導的、有主義、有政策、有辦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農武裝。”最終,在余灑度上級、工農革命軍總指揮盧德銘的支持下,會議通過了毛澤東的主張,“決議退往湘南”。
在文家市耐心說服師、團負責人的毛澤東并不知道,就在同一天,中共中央不僅指責湖南省委“臨陣脫逃”,而且作出了與他的主張完全相反的決議,責令湖南省委“應一面命令萍、瀏、江一帶工農軍進攻長沙,一面立即爆發長沙的暴動”。
毛澤東和他領導的中共最早一批武裝力量的幸運在于,中共中央的決議送抵湖南時,起義軍早已開拔南下。
9月20日清晨,里仁學校的操場上,工農革命軍1500余人集合完畢。一身藍布衣、穿著草鞋的毛澤東向前跨了幾步,揮動著寬大的手掌:“我們要改變方向,上山去!”他特有的通俗易懂又極具感染力的語言,回蕩在操場上:“這次武裝起義受了挫折,算不了什么……我們現在好比一塊小石頭,蔣介石反動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總有一天,我們這塊小石頭,一定要打爛蔣介石那口大水缸!”
帶著濃重湘潭口音的“小石頭打爛大水缸”的故事,撥開了籠罩在戰士們心頭的迷霧,也鼓舞了不少圍觀百姓,其中就包括當時只有12歲的胡耀邦。
但南下的路途仍是艱險的,前有“堵擊”,后有“追繳”,國民黨還針對毛澤東發出巨額懸賞令,“如獲毛逆者,賞洋五千元”。為避開國民黨軍,工農革命軍不得不沿著江西山區轉移,即便如此,部隊依然在敵人的圍追堵截中不斷減員,僅在9月25日萍鄉縣蘆溪鎮一戰就損失三百人,年僅23歲的總指揮盧德銘也英勇犧牲。
指揮員犧牲,瘧疾蔓延,傷員和病號急增,長途跋涉的隊伍里開始出現不同的聲音。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當時在這支隊伍里行進的賴毅將軍回憶:
部隊中彌漫著一股消沉的情緒,許多知識分子和軍官出身的人,看到失敗似乎已成定局,紛紛不告而別。有些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共產黨員,也在這時背棄了革命,走向叛變或者消極的道路。一營一連的一個排就在排長的唆使下,利用放哨的機會全部逃跑了,并且帶走了所有的武器。那時,逃亡變成了公開的事,投機分子互相詢問:“你走不走?”“你準備上哪兒去?”
嚴峻的考驗面前,毛澤東也在思索隊伍的落腳地。早在“八七”會議后,他就曾婉拒瞿秋白希望自己到黨中央機關工作的邀請:“我不愿意跟你們去住高樓大廈,我要上山結交綠林朋友。”到了文家市時,他更明確了“上山”的想法。可是究竟上哪座山,這位中共早期的領導人也沒有未卜先知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