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自由自在的牧人，并不是他真正想做的事，而是一件他希望自己曾經做過的事。他想擁有一段像那樣的浪漫過去，供自己回味。

十九世紀末，帝國的年代。帝國邊陲的澳洲，是少數吸引白人移民經營土地的殖民地。當地農牧業發展成為歐洲肉品、乳制品及羊毛的供應場。如霍布斯邦所說，在雪梨這類的大城市中，發展出一個新的、從事服務業的中間階級（middle strata）。這個階級既無法成為地主（squatter），也不甘做個帶著鋪蓋穿梭在牧場間牧馬、牧羊、剪羊毛的農民工（swagman）。他們大約接受過中級的文法教育，可以在城市中擔任低階的文職，比如以法律之名幫助地主向農民工討債。 ”Banjo” Paterson就屬于這樣的中間階層。
偶而翻到2004年8月的國家地理雜志，也說到這個有趣的討債故事.

Paterson本著律師的職責，寫了一封措詞嚴厲的警告信給債務人，勸他趕快還錢。但這封信絲毫沒有發揮作用。原因很簡單，澳洲內陸實在太廣闊了。那封信被退了回來，上面寫著”Clancy趕著牲畜到昆士蘭去了，我們不知道他在哪。 ”
Paterson身上涌著的詩人血液被這封信激發了。 Clancy所做的，正是他一直夢想著要做的事。他寫了首詩，叫做〈Clancy of the Overflow〉，寫下這個故事，寄托他想和Clancy交換身分的愿望。
然后這首詩就紅了。 Paterson持續寫詩，當然就就有了機會脫離原來刀筆吏的生活。 1895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詩集后，開始一連串旅行，許多名人慕名拜訪他，他在1902年辭去了原來的工作，到雪梨晚報當編輯，開始成為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