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類學認為，一切重大文化的核心機密是集體人格。余秋雨進而認為，中華文化的人格理想是君子之道，中國文化的鑰匙也在其中。了解君子之道，是在追蹤中國人的精神家園和人格世界的底蘊。
全書分為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介紹君子之道的輪廓，縷析儒、道兩家在君子之道上的九項要點和四大難題，同時探討君子如何處理與世間、名譽、偽君子、自由的關系；
第二部分闡述了作者面對人生問題從佛學中得到的修行感悟，得益于三個“無”，精進于三個“少”，以自如、自在、自由之心化解難題；
第三部分為當代中國愿意做君子的年輕人，提供更充分的國際視角，在故事中介紹國外思想家和藝術家的人生價值和終極關懷，互為觀照，互相滋養；
第四部分匯集了作者的幾十篇短文，著眼于君子人格的構建，呼應全書主旨。

★余秋雨耗費十幾年探索，閱遍文化，行盡千里，撼動萬億華人讀者，終成總結性成果。“那么多年過去，直到今天，終于可以擱筆搓手，告訴讀者，我把事情的另一半也做了。”作者一切的研究都是為了研究中華民族的集體人格做準備，因為只要是中國人，都會對自己的集體人格極為敏感。
★一切文化的核心機密是集體人格，而中華文化的人格理想是君子之道。君子之道之于中國，有如騎士精神之于歐洲，武士道之于日本。不了解君子之道，就像一個中國人無法講清楚自己是誰。
★對中國文化而言，有了君子，什么都有了；沒有君子，什么都徒勞。由此，如何復興中華文化，余秋雨給出了解答，就是要尋找和優化中國人的集體人格。追求君子之道，中國人的靈魂便找到了故鄉，也是建立現代社會和諧的文明秩序、重塑國民性格必不可少的條件。
★引經據典，深入淺出，從童年的小人書攤到李清照，從文革偽君子到造謠者，從詐捐門到與輿論的恩怨情仇，俯拾今昔，觀照他我，認識君子，分辨君子、珍惜君子、自己做一個君子。

余秋雨先生把唐宋八大家所建立的散文尊嚴又一次喚醒了。或者說，他重鑄了唐宋八大家詩化地思索天下的靈魂。
——白先勇

這個時代是大爭議出大成就，我們有幸就遇到了一批大人物。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得風氣，開生面。他的有關文化研究蹈大方，出新裁。他無疑拓展了當今文學的天空，貢獻巨大。這樣的人才百年難得，歷史將會敬重。
——賈平凹

余秋雨先生每次到臺灣演講，都在社會上激發起新一波的人文省思。海內外的中國人，都變成了余先生詮釋中華文化的讀者與聽眾。
——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榮譽教授 高希均

四、中國人的人格理想

中國人的集體人格應該是什么樣的呢？這個問題，既帶有歷史性、現實性，又帶有理想性。
顯然，這種集體人格必然與其他民族很不一樣。 我可以再借一個外國人來說明這個問題。 這個人我說過多次，就是那位十六世紀到中國來的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他對中國文化進行了數十年精深和全面的研究，很多方面已經一點兒也不差于中國文化人，但我們讀完長長的《利瑪竇中國札記 》（China in Sixteenth Century：The Journals of Mathew Ricci）就會發現，最后還是在人格上差了關鍵一步。那就是，他暗中固守的，仍然是西方的 “圣徒人格” 和 “紳士人格”。
與 “圣徒” 和 “紳士” 不同，中國文化的集體人格模式，是 “君子”。中國文化的人格模式還有不少，其中衍伸最廣、重疊最多、滲透最密的，莫過于 “君子”。這也可以說是一個龐大民族在自身早期文化整合中的 “最大公約數”。
“君子”，終于成了中國人最獨特的文化標識。世界上的其他民 族，在集體人格上都有自己的文化標識。除了利瑪竇的 “圣徒人格” 和“紳士人格” 外，還有 “騎士人格”、“靈修人格”、“浪人人格”、“牛仔人格” 等等。這些標識性的集體人格，互相之間有著巨大的區別， 很難通過學習和模仿全然融合。這是因為，所有的集體人格皆如 榮格所說，各有自己的“故鄉”。從神話開始，埋藏著一個遙遠而深沉的夢，積淀成了一種潛意識、無意識的“原型”。
“君子” 作為一種集體人格的雛形古已有之，卻又經過儒家的選擇、闡釋、提升，結果就成了一種人格理想。儒家先是謙恭地維護了“君子” 的人格原型，然后又鮮明地輸入了自己的人格設計。 這種在原型和設計之間的平衡，貼合了多數中國人的文化基因和文化選擇，因此儒家也就取得了 “獨尊” 的地位。
不少中國現代作家和學者喜歡用激烈的語氣抨擊中國人的集體人格，揭示丑惡的“國民性”。看似深刻，但與儒家一比，層次就低得多了。儒家大師如林，哪里會看不見集體人格的毛病？但是，從第一代儒學大師開始，就在淤泥中構建出了自己的理想設計。
這種理想設計一旦產生，中國文化的許許多多亮點都向那里 滑動、集中、灌注、融合。因此，“君子” 兩字包羅萬象，非同小可。儒家學說的最簡捷概括，即可稱之為 “君子之道”。甚至，中國文化的鑰匙也在那里。